从有害正义到无害正义
——和谐语境下的刑事和解制度之构建

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 蔡鸿铭

论文提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妥善解决社会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而犯罪是对社会和谐的严重破坏。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刑事司法活动一方面要严格依法办案，充分发挥司法机关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能作用，保证刑事司法公正；另一方面要通过刑事和解程序，调动社会各阶层、各社会组织和社区的积极性，让其参与化解犯罪引起的各类矛盾和问题，最大限度地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和谐。我国实行刑事和解不仅具有诸多的有利条件，如重和合的文化传统，而且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对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刑事和解注重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平衡，被害人和犯罪人权益的平衡，是以人为本、和谐有序理念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体现。我国应立足于中国传统调解，充分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积极探索刑事和解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本文结合理论与实践，对构建和谐社会语境下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取向进行了阐述，并立足于传统文化和法治的本土资源，对在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基础与可能性从五个方面作了详尽分析，最终提出了在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初步设想。
全文共6991字
以下正文：

在当今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一次又一次地处在需要不断更新观念，不断进行调整的地步。当我们日益融入全球一体化发展进程的潮流时，有必要对一些已具有普适性的现代化民主和法治的价值理念进行借鉴和移植。就这一意义而言，我们再也不能忽视刑事和解制度折射出来的现代性民主和法治的具有普适性的观念价值。
刑事和解制度自20世纪70年代在美英等国司法实践中适用以来，已有二三十年的发展历史，随着世界刑事司法轻刑化的发展趋势，刑事和解制度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接受。近年来，刑事和解制度也引起了我国法学界的热烈探讨和司法界的积极探索。 这表明：在通常由国家行使刑事追诉权的刑事诉讼中，也有合意的空间。刑事和解在我国司法实践领域的悄然破冰，蕴含着刑事司法从“有害正义”到“无害正义”的转变。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内涵
刑事和解是又称犯罪人与被害者的和解，是指在犯罪发生之后，经由调停人（通常是那些经过专门培训的法律专业人士）充当中立的第三者，使犯罪人与被害者及社区代表直接商谈，协商解决刑事纠纷，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以及恢复犯罪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关系，以使犯罪者回归社会、平抑社会冲突。它兼顾被害人与加害人合法权益的双重保护功能，不但有助于加害人的矫正与回归社会，而且也有助于平复被害人的心理创伤，最大限度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的和谐性。
刑事和解的思想渊源最早可追溯至原始社会的私人分割赔偿，但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司法理论，其发端于20世纪中叶，是西方社会从国家本位转变到个人本位的新刑事思想和法律价值观变化的产物，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实践的破冰，直接的动因来自日益增长的案件数量与审判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背后则显现了多重价值追求。它在维护成文法权威的前提下，融入了更多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刑事司法从“有害的正义”到“无害的正义”的进步，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当下社会的和谐理念。
以国家追诉为标志的现代刑事司法模式和以监禁刑为中心的现代刑罚结构，虽然实现了对犯罪行为惩处的法律效果，但在被害人损失的弥补、被破坏社会关系的恢复等社会效果上却力不从心，带来了成本过高、改造效果不理想等问题。对犯罪的治理，不仅要着眼于国家公权力的追究，更要讲求对受害者的弥补。简单地对犯罪行为进行刑罚制裁，只是一种“有害的正义”，它在对犯罪人加授损失的同时，并没有恢复被害人和社区受到的损失，对犯罪的矫正效果也不佳。而刑事和解改变了传统的以国家公诉为主导而造成的被害人边缘化地位的情况，使被害人从犯罪人真诚的道歉补偿中寻得心理平衡，受损的社会关系得以修复，试图达到一种“无害的正义”，使情、理、法有机融合，有助于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关系。
二、刑事和解的价值取向
法律的目的之一在于建立并维持社会秩序。而刑事和解可以“恢复在依法的解决中很容易失去的平衡，并进而实现某种社会连带关系”。 刑事和解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和推广有其内在的合情性、合理性和合法性，其价值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改善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的和谐。
在传统的刑事司法观念中，犯罪被视为犯罪人对国家利益的侵犯。刑罚是一种公权，对犯罪人的追诉只能由国家进行，而不允许和解。作为真正受犯罪影响着的被害人在诉讼中的作用被弱化，诉求被忽视。在许多伤害案件中，加害人与被害人都是熟人，犯罪的发生大都因琐事纠葛、邻里关系等民事纠纷引起，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较小，社会危害性较低。犯罪发生后，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纽带并未完全打破，如果不加区别，以该通过刑事司法程序定罪、处刑，会进一步恶化被害人和犯罪人之间的关系，扩大双方的矛盾。而刑事和解程序注重发挥犯罪人与被害人在解决刑事矛盾中的能动作用，努力为双方营造对话的氛围与空间，促进双方的谅解，在相互磨合中化解矛盾，从而达到减少社会冲突、增强社会和谐的目的。
（二）提升被害人的诉讼地位，维护被害人权益。
刑事和解以被害人利益为中心，大大增强了被害人在解决刑事纠纷的主动权和决定权。同时，它以犯罪人的真心悔罪和有罪答辩为前提，这使得被害人能够在一个平和的环境中告诉犯罪人，犯罪行为对自己造成的身体、情绪和经济的损害后果，了解犯罪人犯罪时的动机，接受犯罪人的道歉。这种交流有助于减轻被害人的焦虑与仇恨，尽快恢复心理与情绪的稳定。
目前，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犯罪发生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和通过经济赔偿方式实现的精神损失难以得到充分、及时的赔偿。而在刑事和解中，赔偿协议是一个双方合意的结果而不再是传统司法模式下的强制判决，犯罪人的积极履行保证了被害损失的及时修复。
（三）有利于矫正犯罪，实现犯罪人的再社会化。
通过被害人与犯罪人就犯罪影响进行的讨论，犯罪人能够深刻地体会自己行为给他人和社会造成的损害，从内心反思过错、真诚悔罪。由于司法机关和被害人对犯罪人的尊重，使犯罪人消除了一些误解和敌视，从而自愿地接受惩罚，积极地承担责任。这种特殊预防的效果是通过严格的司法过程及矫正措施所难以达到的。
“司法系统会对个人造成很多的伤害：犯罪记录会使个人永久性地无法从事某些职业，鉴于经历容易引发交叉感染，犯罪的标定效果会使个人对其产生消极认同，进而会促使个人实施更多的犯罪。” 在刑事和解程序中，因为和解协议的达成与履行而不再启动或中止对犯罪人的刑事追诉，犯罪人避免了进一步的审判及刑罚执行对其造成的“标签”式影响，可以更加自然地实现再社会化。
（四）有效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
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国家对司法资源的投入在一定的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一方面刑事案件数量持续上升，司法机关的工作压力不断加大；另一方面轻微的刑事案件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大量司法资源被消耗在应对不严重的犯罪和犯罪人身上，影响了重大刑事案件的办理。因此，如何在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与刑事案件不断增长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使“需要公正的案件更加公正，需要效率的案件更加有效率” 显得尤为重要。刑事和解能使某些案件的处理绕开审判程序，快速、合法、有效地解决大量轻微案件的责任归属，使司法机关合理配置资源，全面提高诉讼效率。
（五）体现合意的契约精神，实现程序价值。
诉讼的参与者经过自由选择并有意识地参与到裁决的制作中，尤其是让被告人摆脱司法奴隶主义而达到自我决定主义，这应是刑事司法的最高境界。在这一过程中，采取的诉讼形式并不限于对抗，协商、对话与合作也是一种司法民主的表达，而且在诉讼进程中十分必要。萨默斯认为，程序正义原则的要求之一即为协议性（consensualism)，这也是程序价值的要求，不论结果如何，建立在有关公民自愿选择基础上的协议性都是需要通过法律程序本身实现的“程序价值”。 为了刑事治理的有效性，刑事司法不应只是谋求国家公权力如何获取单方面的胜利，还需要注重协商与谈论在诉讼中的独特功能。而刑事和解就体现了一种契约精神——通过对话与协商，达成双方都满意的处理结果，即通过当事者之间的“合意”完结诉讼。这样一来，不仅为正义的多面性提供了现实基础，避免了单一正义的不足，并且能缓和基于“事实”与“规则”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之间的紧张关系。
三、和谐语境下我国引入刑事和解制度的可能性探讨
一种制度的设置与存在，自有其思想文化背景与需要。将法律视为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必然要涉及其他社会现象，法律问题从一开始就明显不仅是法律问题，而同时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历史问题和文化问题。 从传统文化和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内涵来看，我国存在引入刑事和解制度的有利因素。
（一）“无讼”观念是刑事和解的思想基础。
诉讼观念作为深层结构的观念性文化，必将影响和制约着诉讼制度的确立。同时，法律的发展也不能与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制度的变化以及社会变化着的情感和要求相分离。 “‘法意识’的概念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社会学上所说的‘滞后效果’，即相对社会结构的变化来讲，文化和象征体系的变化总是会落后的现象。” 崇尚和谐的儒家思想文化为传统诉讼观念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在社会关系领域，和谐观念演化为一个具体原则，即“无讼”。古人把“和谐”奉为社会中的绝对目标，并以此为道德衡量标准，认为能够识大体、明大义，忍让为先，不与人争者必定是安分守己的良民；而以争为胜，以讼为能者必定是小人、悍民。古代法律仅仅是实现“和谐”目标的手段，只具有否定的价值，因此争讼必然是绝对的坏事，在人们心目中，争讼本身就缺乏道德上的正当性。 “如果说无讼是中国古代政治与法制建设的价值取向，那么，调处则是实现息讼、无讼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在中国古代是由来已久的，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形成了整套的制度，是世界法制史上少有的。” 不过，这种调处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确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而是为了平息纠纷，追求无讼的和谐统治状态。
（二）和合文化是刑事和解的文化基础。
“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 “和合”一词常常被人们引用来概括中国文化的特质。美籍华人学者孙隆基在《中国人的人格发展》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化的一个至为重要的原理就是‘和合性’，因此，总是认为‘合’是好的，‘分’是不好的。”儒学大师钱穆也认为“中国人的天性，所谓我们的国民性，是‘合和’的分数比较多过‘分别’的。 和合精神是儒学的价值理想，强调天人合一。这一哲学观推及人类社会生活，便是人际和谐与社会和谐。“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不要求什么权利，要的只是和睦相处与和谐。” 在儒家看来，“礼”提供了实现“和谐”理想的途径。“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任何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行为人对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 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犯罪者往往重视个体与周围环境的和谐，不愿使自己成为周围人眼中的“公敌”；而被害人在自身权益得到维护的同时，向往平安和稳定的生活，不希望自己的生活时时处于担忧和防备之中。因而，通过犯罪者的悔罪和受害方的谅解化解或修复旧的矛盾，藉以重新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三）轻刑化是刑事和解的实践基础。
随着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对刑罚报应论的否弃和对刑罚预防论的趋同，二十世纪后期，非犯罪化和轻刑化的刑事政策逐渐成为主流话语，轻刑化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和潮流。在对重刑主义否弃的同时，代之而起的是越来越多的辩诉交易、保安处分、社会处遇等刑事和解模式。
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推进，人们越来越认同于“刑法是一不得已的恶”， 对于刑法的扩张和滥用，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不得已的恶只能不得已而用。当前，轻刑化在司法实践领域出现了辩诉交易的个案和上述朝阳区法院将庭外和解引入刑事案件的探索。刑事诉讼是建设现代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的交叉题域，刑事和解等一系列新的刑诉取向变化则是融会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契合点。
（四）人本主义是刑事和解的社会基础。
传统的刑法观念过于突出国家的主导作用和绝对权威，而湮没了个人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和诉求。在刑事司法中，不仅对被害人的地位和诉求重视不够，对被害人的权益进行实质性的保护不力，而且对犯罪人的权益保护也表现得更为漠视。刑事和解则将刑事纠纷中的当事人（即加害人与被害人）作为和解的主题突出出来，他们不再是被动的参与者，而成为直接参与和解的双方进行到和解程序中来，司法机关、社区机构则退居次要位置，在其中主要发挥帮助调解、确认公正、监督落实等作用。
刑事和解从根本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有利于保护犯罪人（即加害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现代刑法对人权的尊重。一方面，被害人的利益补偿不再通过国家公诉下的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方式来解决，而是毕其功于一役，在刑事和解中一揽子解决。另一方面，被纳入刑事和解而受到社会处遇的犯罪人通过和解对被害人进行实质补偿和悔过道歉，也使其自身避免了身陷囹圄，有利于维护犯罪人的尊严、颜面，更利于保护犯罪人的人权，并可避免犯罪人被投诸监狱而可能造成的“交叉感染”和重新犯罪等设施内处遇的缺憾，从而有效地降低这部分犯罪人的再犯罪率。
（五）现代法治是刑事和解的法律基础。
在我国这样一个历史传统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度里，进行法治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法律文化，而且也要注意挖掘、吸纳优秀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刑事司法领域看，西方法律文化对轻刑化的奉趋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如前所述）趋向在对一般轻微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等刑事案件的诉讼上达成了共识。即都以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消弭冲突为目的，将惩戒寓于教化之中，体现了现代法治中的政治民主、人人平等、契约自由、人权至上等精神实质，切合了法治现代化的发展进路。通过将实行刑事和解后的犯罪人纳入社区中进行矫治，有利于修补被破坏的社区和谐，更有利于加速犯罪人再社会化的进程。
现代法治不仅表现为国家法治权威的确立，更表现为国家权威对个体公民利益的尊重和保护这一终极目标。因此，通过刑事和解的探索，也开始逐渐突破国家法垄断的坚冰，而出现了国家法与民间法相互交融的趋势，传递着现代法治取向变化的微妙讯息。
四、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想
（一）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
适用对象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以及成年犯罪嫌疑人中的过失犯、初犯、偶犯。对未成年人适用刑事和解是各国通例，也是刑事司法国际准则对少年司法特殊要求的具体化。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宣言）》1.4条规定，对未成年犯罪人，应减少根据法律进行干预的必要。根据这一精神，该《规则》18.1条(c)款规定少年司法中以补偿和赔偿作为监禁的替代措施。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之外，各国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正在逐渐扩大到成年犯罪嫌疑人中的过失犯、初犯、偶犯。由于其犯罪的主观恶性较浅，教育、改造的难度不大，从加害恢复的角度，理应将他们确定为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应当适应这一趋势。
（二）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2007年中医药工作要点的通知
国中医药发〔2007〕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卫生厅局、中医药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局各直属单位：
　　现将《2007年中医药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工作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并及时将工作进展情况报告我局。
　　　　　　　　　　　　　　　　　　　　　　 　二○○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2007年中医药工作要点

　　2007年中医药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推进继承创新，努力发挥特色优势，大力加强队伍建设，全面提高防治疾病能力，积极发挥中医药在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建设中的作用，为人民健康服务，为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服务。
　　一、加强农村中医药工作，发挥中医药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的作用
　　继续实施《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做好县级中医医院改扩建项目的实施，在乡镇卫生院改建中加强中医科、中药房服务基本条件建设。抓好农村医疗机构中医特色专科、县中医医院急诊急救能力、感染性疾病科建设。继续开展全国农村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示范地区建设，研究制定绩效评价标准，建立完善农村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工作的激励机制，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加大农村中医药人才培养力度，开展县级中医医院专科专病技术骨干培训工作，继续实施乡镇卫生院中医临床技术骨干培训和乡村医生中医专业学历教育，认真总结，加强管理。继续开展“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进一步扩大农村中医药工作受援面。
　　各省（区、市）在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的工作中要落实好中医药相关政策措施，研究探索中医药补偿政策，提高中医药服务质量和服务能力，积极引导农民群众选择安全、有效、廉价、方便的中医药服务。
　　二、发挥中医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的作用，为城市居民提供满意的中医药服务
　　 进一步加强部门协调，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有关中医药的政策，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规划要充分纳入中医药服务的内容。合理配置城市中医药资源。对于新建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要按照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本标准，合理配置中医药服务设施设备和人员。政府举办的一级、部分市（地）辖区的二级中医医院可以转型为具有中医药特色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针对社区居民的主要健康问题及疾病流行趋势，开展中医药预防、治疗、保健、康复和健康教育。探索建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公立中医医院的双向转诊制度，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供必要的中医药技术支持。制定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本药物中药目录，研究制定基本医疗服务中医药服务项目规范和标准。建立社区中医药服务质量考核评价标准。开展中医类别全科医师岗位培训，吸引和鼓励高素质高水平的中医药人员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展中医药服务。继续开展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创建活动。
　　 三、提高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
　　 继续实施《中医药防治艾滋病工作计划（2006—2010年）》。切实做好中医药治疗艾滋病试点项目的实施，适当扩大省份，增加治疗人数，总结阶段性经验，研究制定中医药治疗艾滋病临床疗效评价标准。加强中医药防治艾滋病基地建设，探索总结综合防治示范区开展中医药服务的经验。总结心脑血管疾病、病毒性肝炎、肾病、肿瘤等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重大疾病中医药防治经验，针对重点病种，筛选、优化诊疗方案，形成规范并加以推广。继续开展氟骨症、矽肺等地方病、职业病中医药治疗工作，形成氟骨症中医药临床诊疗指南。继续加强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及其它新发传染病中医药防治研究。组织开展急诊急救、医院感染管理和传染病防治知识与技能培训，提高中医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
　　四、加强保持和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能力建设
　　开展保持和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重点项目建设，引导中医药机构认真做好各项中医药服务。做好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和重点中医医院建设项目实施。启动实施《重点中医医院建设与发展规划》，在全国建设10个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强化中医临床科研能力，促进中医药重点学科合理分布，突出中医药防治疾病的重点领域，在重大疾病、疑难疾病的防治研究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提高中医药防治疾病和科技创新能力；对200余所地市级以上中医医院（含中西医结合、民族医医院）进行建设，改善基础设施和医疗条件，使其成为规模适度、科室设置齐全、服务功能完善、人员结构合理、中医特色突出、专科优势明显、服务质量优良的现代化中医医院。全面实施保持和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建设项目。开展中医专科重点建设、农村医疗机构针灸理疗康复特色专科建设、农村医疗机构中医特色专科（专病）建设；开展城市社区中医人才培养、乡村医生中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县中医院中医专科技术骨干培养、中医临床特色经典理论培训；开展中医优势临床重点学科建设、中医临床重点研究室建设；开展中医医院中药制剂室建设。
　　研究建立保持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的评价机制。研究制定在中医医疗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保持发挥特色优势的评价标准。建立中医医院中医药特色评价标准，对各级中医医院设备配置、科室设置、病房建设、人员配备、临床诊疗的中医内涵要有明确要求。根据《关于进一步保持和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的意见》、中医医院中医药特色评价指南和三级中医医院中医药特色评价细则，组织开展评价工作，不断总结经验，提出改进意见。继续组织开展各学科学术现状、特色优势评价。
　　五、加强中医医院管理，提高服务质量
　　在医院管理年活动中，引导中医医院转变观念，坚持中医为主的发展方向，始终把保持发挥特色优势作为核心任务。在大型综合性的中医医院，针对重大疾病、疑难疾病的防治，开展相应的科学研究工作，巩固和提高中医药在一些疾病或一些关键环节等方面的特色优势；加强病房中医药业务建设，选择一些中医药治疗具有优势的病种，探索主要应用中医药手段进行治疗的中医病房模式；积极开展传统中医诊疗中心建设工作。引导部分城市二级中医医院向中医专科医院发展；引导县级中医医院走小综合、大专科的路子，以中医药为主要手段，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医疗服务。
　　加强对中医医院院长的培训，明确院长责任，改善医院管理。按照中医医院的实际需要，合理配置现代诊疗仪器设备。严格医疗服务规范，按照中医理论审查内外、四诊合参、辨证施治，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治疗。加强人员与技术的准入管理，规范中医医院和中医医师应用现代高新医疗技术的诊疗活动，实行应用中医药新诊疗技术的分级管理。继续推行中医医院院务公开制度，接受群众监督。规范医院收支管理，改革不适当的经济激励机制。根据事业单位改革总体思路，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实行岗位管理和人员聘用制度。在劳动人事分配、职称晋升等方面建立完善有利于保持发挥特色优势的机制。发挥中医药简、便、验、廉特点，继续办好惠民病房。
　　六、加强中医药队伍建设，提高运用中医药防病治病的能力和水平
　　贯彻全国中医药继续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完善中医药继续教育相关制度，采取多途径、多方式加强中医药人员的中医药理论和技能的培养。开展中医临床人员中医经典理论培训。加强中医药继续教育管理与运行机制研究，探索建立中医专科医师培训制度。加强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开展检查验收工作。建设一批中医药继续教育示范基地。完成第三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和首批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组织实施第二批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
　　加强对高等中医药教育的宏观指导。与教育部共同制定《中医药教育发展纲要》，提出高等中医药教育专业设置要求，明确办学方向。完成中医药教育发展战略、人才成才规律及培养模式等研究，深入探索继承与创新人才的培养方法和途径。
　　七、加大科学研究力度，推进中医药的继承与创新
　　贯彻全国中医药科技工作会议精神，突出重点，明确方向，促进中医药特色优势的保持与发挥。加强重大疑难疾病、常见病中医药治疗方案和“治未病”技术方法的总结研究，深入开展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思想和经验传承的研究，做好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医药项目、国家973计划中医理论基础研究专项的组织实施，实施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促进中医药继承与创新。大力加强中医药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继续实施中医临床诊疗技术整理研究项目，落实中医临床适宜技术推广计划。加强中医药科技支撑能力建设，建设好一批中医药重点研究室，继续推动中医药科研实验室的评估工作。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管理改革，提高中医药科技的效率和效益。
　　八、继续加强中西医结合和民族医药工作
　　继续加强中西医结合工作。加强重点中西医结合医院建设，完成第一批重点中西医结合医院建设任务，开展第二批建设工作。启动局“十一五”重点中西医结合专科（专病）建设。筛选、优化、推广一批中西医结合优势单病种诊疗规范。加强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举办西医师学习中医高级研修班。
　　贯彻第三届全国民族医药工作会议精神，以发掘整理总结为基础，以人才培养为重点，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努力提高防病治病能力和学术水平，全面推进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对有完整理论学术体系的，要加强基础和临床研究，培养学科带头人和学术梯队，提高防治疾病能力；对有部分理论和丰富实践经验的，要规范升华实践经验，研究推广特色诊疗技术，整理和逐渐完善基础理论；对民间经验和验方、医学资料处在整理阶段的，要加强对民间经验和验方的整理；对尚待发掘整理的，要努力发掘。开展重点民族医医院和重点专科（专病）建设，做好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民族医药发展关键问题研究”工作。继续做好民族医药本科教材编写工作。扩大傣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试点范围，开展朝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试点工作。
　　九、推动中医药立法进程，加强中医药监督管理
　　继续开展调研和论证，积极配合全国人大、国务院法制办做好中医药立法工作，推动中医药法早日出台。继续实施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各地要结合地方中医药法规的贯彻落实，加大实施力度，并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执法监督检查。加强“五五”普法宣传，大力宣传卫生、中医药等法律知识，提高全行业干部职工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
　　大力推进中医药标准化，实施《中医药标准化发展规划（2006—2010年）》，逐步构建中医药标准体系。年内完成《中医内科名词术语》等23项国家标准制定，继续组织开展中医药名词术语、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各科病证诊疗指南和技术操作规范的编制工作，完成《中医内科病证诊疗指南》等50项行业标准的制定。开展中医药标准化人才的培训。
　　加强中医药监督管理。加大对中医医疗机构、从业人员的资格准入和中医医疗服务的监管。根据新修订的《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试考核办法》，做好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的考试考核工作。进一步规范中医医疗服务市场秩序，严厉打击非法行医活动。加强中医医疗机构医疗广告的审批和监管工作。
　　十、加强中医药对外及港澳台交流合作，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
　　扩大与政府间交流与合作，巩固和提高交流合作水平。加强政府间合作项目的协调，确保双边合作协议的落实。巩固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成果，扩大与东盟、欧盟和非盟等国际多边组织的合作。积极参加国际卫生活动，发挥在有关国际传统医学的规则和标准制定中的应有作用。认真落实两部一局《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规划纲要》，进一步推动中医药的国际科技合作。
　　组织开展境外中医药及各国传统医药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建设一批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基地，建立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专家库，实施中医药引智项目，加大外向型人才培养力度，健全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渠道和网络，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加快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步伐。组织制定《中医药国际交流与合作十年规划（2007—2016）》，适时召开全国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工作会议。做好中医药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工作。
　　继续推动新形势下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中医药交流与合作。
　　十一、加强行风建设和新闻宣传，弘扬中医药文化
　　以建立健全防控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长效机制为重点，稳步推动中医药行业治理商业贿赂工作深入开展。进一步加强行业作风建设。大力弘扬正气，宣传先进典型，树立良好形象，加强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教育，深入开展反腐倡廉的经常性教育，保持高尚道德情操，遵纪守法，拒腐防变，坚决抵制不正之风。强化公立中医医疗机构公共服务职能，加强制度建设，规范收支管理，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加强监督机制建设，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群众监督，及时纠正出现的问题。严格执行纪律，严肃处理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违法违纪行为。
　　开展多种形式的新闻宣传活动，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把握舆论的主导权，增强舆论引导能力。强化中医药新闻发布制度，加大对“名院、名科、名医”和先进典型的宣传力度。加强中医药科普宣传，开展“中医中药中国行”等活动，创建宣传教育基地，弘扬中医药优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