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户外广告管理办法(废止)
贵州省人民政府
贵州省人民政府令第４５号
《贵州省户外广告管理办法》，已经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０日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省长 钱运录
一九九九年八月三十日
贵州省户外广告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户外广告管理，促进户外广告健康发展，发挥其正确引导消费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广告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设置户外广告的经营者、发布者、广告主、场地和设施拥有者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户外广告，是指通过户外一定媒介或形式，进行宣传、销售、求购商品、提供服务的商业广告。具体包括：
（一）利用公共、自有或经营管理的场地或设施及建筑物（构筑物）外部设置的广告，空中设置的广告牌、霓虹灯、电子显示牌（屏）、灯箱、橱窗、实物模型、布幅等广告；
（二）利用交通工具（包括各种水上漂浮物和空中飞行物）设置、绘制、张贴的广告；
（三）属当地人民政府户外广告设置规划范围，依照法律、法规须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店堂牌匾广告；
（四）以其他形式在户外设置、悬挂、张贴的广告。
第四条 户外广告内容应当真实、合法，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得以任何形式欺骗用户和消费者，贬低其他经营者的商品或服务。
第五条 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户外广告监督管理工作。城建（规划）、环保、公安、交通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户外广告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 场地和设施
第六条 户外广告的设置规划，由户外广告主管部门会同城建（规划）等有关部门按照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制定，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第七条 单位和个人可以依法利用公共、自有或其经营管理的场地或设施设置户外广告，或为设置户外广告提供有偿服务；但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禁止设置的除外。
前款用于设置户外广告的场地或设施应当符合户外广告设置规划的要求。
第八条 城市繁华地段、较大的车站、集贸市场、广场、居民区等公共场所可以设置广告张贴栏。广告张贴栏由场地或设施管理者负责设置。
第九条 户外广告经营者、发布者收取广告费用应当合理、公开，其收费标准和收费办法应按有关规定制定，报当地户外广告主管部门和价格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条 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设置、张贴户外广告：
（一）利用交通安全设施、交通标志、城市绿化树的；
（二）影响市政公共设施、交通安全设施、交通标志使用的；
（三）妨碍生产或人民生活，有损市容市貌的；
（四）国家机关、文物保护单位、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的规划控制地带；
（五）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禁止设置户外广告的。
第三章 设置准则
第十一条 设置户外广告必须按照批准的内容、形式、规格和期限设置，不得擅自改变。
发布１０平方米以上的户外广告，必须标明批准文号、设置者。
第十二条 各类户外广告的设计、制作和设置，应符合相应的安全、技术、质量标准，不得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户外广告必须保持完好，对脱色、破损、陈旧的，应及时翻修、更换。
第十三条 户外广告批准使用期满，设置者应当自行拆除。需要延长的，应当在批准使用期满前１５日内向原审批机关办理延期手续。
第十四条 严禁乱张贴、乱涂画户外广告。
第四章 登记审批
第十五条 设置户外广告，应当经县级以上户外广告主管部门审查批准，未经审查批准不得设置。
第十六条 张贴户外广告应经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所依法审查，办理简易登记手续后，张贴于指定的广告张贴栏。
第十七条 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申请设置户外广告，应向户外广告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填写《户外广告登记申请表》，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营业执照；
（二）广告经营许可证；
（三）广告合同及图文资料；
（四）场地使用协议；
（五）法律、法规规定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应当提交有关部门出具的批准文件。
第十八条 户外广告主管部门应当对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的资格，以及户外广告的内容等进行审查。
户外广告主管部门应在收齐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材料之日起７日内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书面决定；作出不批准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十九条 经批准设置的户外广告，在其核准的存留期内，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拆除、遮盖或迁移；确需拆除、遮盖或迁移的，须征得设置者同意，并赔偿设置者一定的经济损失。
第二十条 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不得在广告经营活动中进行任何形式的不正当竞争。
第五章 罚则
第二十一条 发布虚假户外广告，欺骗、误导消费者或贬低其他生产经营者的商品或服务的，按有关广告管理的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户外广告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
（一）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拆除或更改，并可处５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拆除、不更改的，强制拆除；
（二）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改正，并可处３０００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强制拆除；
（三）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标明，并可处１００元以上５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贵州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由价格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二十五条 用于设置户外广告的场地或设施不符合设置规划要求的，由市、县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５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确定的城市环境卫生管理部门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
（一）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责令清除，并可处２０元以上５００元以下罚款；
（二）用于设置户外广告的框架、支撑物或其他附属设施有碍观瞻而不予装饰和遮隐，或户外广告残缺、污秽、破损、脱色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强制拆除，并可处５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由于设置者的过错，户外广告或用于设置户外广告的专有设施发生坠落、倒塌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设置者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对在户外广告经营活动中应受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中涉及强制拆除的，其费用由设置者承担。
第三十条 户外广告主管部门和其他监督管理部门收缴罚款的，应出具省财政部门印制或监制的罚没收据，罚款金额必须就地缴入国库。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二条 户外广告主管部门及其他监督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在户外广告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探讨定量因素对盗窃未遂案件的影响——兼论司法实务中
盗窃未遂案件罪与非罪应把握的原则
罗守梁、聂仲起、郭小锋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北京101300）
【内容提要】：以实践中遇到的司法难题为研究的基点，引发对司法解释的探讨和评析，进而分析司法解释难以解决的盲区以及造成适用上的混乱。最后提出了实践中处理因定量原因带来盗窃未遂认定难题的一般原则，即比照盗窃既遂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其前提条件是行为人盗窃的目标财物要达到数额较大的定罪起点，否则不构成犯罪。这样，既符合刑法的一般理论要求，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操作性，为司法实践提供必要的参考。
【关键字】：盗窃 未遂 定罪数额 未遂犯之构成要件
盗窃罪，在我国刑罚上是作为数额犯加以规定的，即要求以一定的数额为其构成要件。根据犯罪构成要件原理，未到达构成要件数额的，则不构成犯罪或者犯罪处于未遂状态。至于数额犯的未遂问题，易为人们所遗忘。对此，理论上研究不多，实践中也操作不一。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其中提到盗窃未遂罪与非罪的认定，但只言片语、浮光掠影不足以很好地指导实践。为此，本文试图揭开定量因素对盗窃未遂案件影响的面纱，以供实践参考。
一、司法难题呼唤司法对策
长期以来，数额犯的未遂问题一直是困扰司法的难题，主要表现为实践中对盗窃未遂案件罪与非罪的把握，似是非是，似偏非偏。为了便于说明此问题，我们对下面二种情况进行讨论。
（一）行为人实施了盗窃行为，但无所获，是否追究刑事责任
该种情况如何定性？司法实践中处理不一，主要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其理由为，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盗窃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根据刑法犯罪未遂理论，构成盗窃未遂，再依据《刑法》第23条第2款的规定，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由此引申出未遂犯应受刑事处罚的一般原则。第二种意见认为，不构成犯罪，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理由为，盗窃罪乃数额犯，应以一定的数额标准为其构成要件。而上述情况中虽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盗窃的故意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之目的，客观上也实施了盗窃行为，但终无所获，也即无数额可言。根据数额犯的理论，尚不构成犯罪，又何以追究其刑事责任呢？
（二）行为人实施了盗窃行为，但所窃财物未达到盗窃罪数额较大的定罪起点，其行为性质是否属于盗窃未遂
司法实践中对此种情况的认定似乎并不存在问题，一律将其不作犯罪处理，而且理论界也默许这一基本做法。这种将复杂事物简单化的做法，有认识上的误区，也有认识上的盲区，遂形成一种思维的定势，不利于认识、分析和研究能力的提高。我们认为，此种情况应分解为两个方面具体讨论：情形之一，以数额较大财物为盗窃目标，但所窃财物数额未达到盗窃罪数额较大的定罪起点。此情形仍然存在着盗窃未遂的问题，与“行为人实施了盗窃行为，但无所获”实属同质。只是前者获得一定数额财物，后者毫无所获，但二者数额均未达到盗窃罪数额较大的定罪起点，故无本质区别。所以，该情形应当也存在罪与非罪之争。情形之二，行为人盗窃了未到达盗窃罪数额较大定罪起点的公私财物。若撇开定量因素，单从定性角度看，应构成盗窃罪的既遂。但是定量因素在数额犯罪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所窃数额未达到定罪数额，则不构成犯罪，即便既遂了也是如此。因此，该情形不存在罪与非罪之争。
同一行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处理意见，本也正常，只是司法最终要求的唯一性和明确性，给司法人员带来认定上难度。一旦这种难题具有普遍性，即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解决。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对审理盗窃案件的具体问题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虽然《解释》未对上述情况进行直接规定，但是其中第1条第2项规定了：“盗窃未遂，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应当定罪处罚”。以此厘定司法实践中处理盗窃未遂案件罪与非罪之原则。
二、司法对策引发新的司法难题
尽管司法解释对盗窃未遂案件的罪与非罪做出了规定，而实践中存在的该类问题是否就迎刃而解呢？不但未能解决，反而又添新症。
新症之一：如何理解“情节严重”
《解释》采取“列举式”方法对情节严重进行规定，“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实践中，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理解认为，情节严重应限制为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为盗窃目标，“等”是对以上类型的总结，为汉语的习惯用法。第二种理解认为，情节严重不应局限为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为盗窃目标，而应包括盗窃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以外的其他情节严重情况，“等”表示不完全列举，系汉语常用用法。两种不同理解似有咬文嚼字之嫌，但实则关系到适用范围和打击面的问题，故应当说文解字，以表慎重。
据解释的背景，逐解释的原意，我们认为，第二种理解较为妥当。因为《解释》对盗窃未遂予以处罚的立场是盗窃未遂的情节严重，而不是局限于盗窃对象为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但是，《解释》应表述为“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为盗窃目标以及构成盗窃未遂情节严重的其他情形”。尽管这样规定也未能穷尽情节严重的范围，但不至于让司法人员误将盗窃未遂案件的定罪处罚仅局限于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为盗窃目标。
新症之二：法律适用的两难
一般刑法理论认为，故意犯罪除结果犯（包括结果加重犯）外，均存在犯罪的未完成形态，而未完成罪的构成要件则是在基本构成要件基础上的修正。因此，未完成罪一般应放置在刑法总则中加以规定，有必要直接规定为犯罪的除外，如阴谋犯。我国刑法也采用这一立法例，《刑法》第23条第2款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明示了未遂犯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一般原则，同样适用于盗窃未遂的情况。而《解释》在把握盗窃未遂案件罪与非罪的界限却以“情节严重”为其修正的构成要件，言外之意，若以数额较大为盗窃目标而未遂的情况则不定罪处罚。比较两者适用的范围，显然《解释》排除了以数额较大以上（包含数额较大在内），又不属于情节严重的财物为盗窃目标未遂的情况，当然地缩小了打击面。司法实践中，如何在刑法与《解释》之间适用？原则上讲，这并不存在问题，因为《解释》必须源于、忠于基本法，一旦《解释》与基本法相违背，解释则自始、当然、绝对地无效。但实际操作中是：只要解释未被明确废止，不管何年某月的解释仍然可以适用。所以，单凭这种无约束力的法理不足以消除适用上的两难。
新症之三：具体司法的困惑
1、行为人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为盗窃目标，并实施了盗窃行为，从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上窃取数额较大部分财物，其行为性质属于盗窃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未遂还是属于盗窃的既遂
尽管这一情况在实践中并不多见，但是也偶有存在。例如，数行为人事先商量盗窃一辆卡车，同时也实施了盗窃卡车的行为。后因无法开出院门，只得作罢，但又无法接受“无功而返”的事实，遂盗走卡车备用胎一个。该案是定盗窃（卡车）的未遂还是定盗窃（轮胎）的既遂？司法实践基本做法是：以结果论，即定盗窃（轮胎）既遂。在处理上与结果犯有异案同理之效，虽然刑法一般理论认为，结果犯没有未遂状态，但是仍有讨论的必要，便于理解盗窃的未遂状态。以故意伤害案为例，行为人主观上有致残他人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手段恶劣的伤害行为，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产生致残他人的结果，经法医鉴定为轻伤，如何定罪处罚？是定故意伤害（轻伤）的既遂，还是定故意伤害（重伤）的未遂？实践中，普遍定故意伤害（轻伤）的既遂。所以，两者如出一辙。
我们认为，这种司法惯例性的做法值得商榷。因为行为人选择了数额巨大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为其盗窃的目标，既具体又明确，并且实施了盗窃数额巨大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的行为，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完全符合未遂的规定，故应定盗窃（数额巨大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的未遂，至于行为人所窃得财物达到盗窃罪数额较大的定罪起点，只能作为盗窃未遂的一个量刑情节予以认定。而如果定盗窃既遂，将盗窃数额巨大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作为量刑情节，有主次不分、以既遂代未遂之疑。从证据认定上看，一般盗窃既遂较未遂好认定，但不可因未遂证据难以认定，就弃难投易，除非立法明确规定；从量刑结果上看，一般盗窃既遂较未遂量刑要厉，但并不必然，盗窃摩托车既遂与盗窃国家珍贵文物或者金融机构未遂，孰重孰轻，不言而喻。所以，法律非儿戏，正确分析和适用法律，既是对行为人负责也是对法律负责，不可走捷径、图简便。
2、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一次或者两次的，而且盗窃总金额未达到数额较大的定罪起点，是否构成盗窃未遂
按照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但是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一次或者两次的，而且盗窃总金额未达到数额较大的定罪起点，能否构成盗窃未遂。此种情形较为复杂，涉及到行为与盗窃目标的相结合，应分情形以示之。
（1）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一次或者两次的，而且每次的盗窃目标均以数额较小（未达到定罪起点）财物为作案对象。无论从盗窃行为次数上还是从盗窃目标的数额以及所窃取的财产数额来看，均不构成犯罪，故不存在盗窃未遂的问题。（2）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一次或者两次的，但是至少有一次的盗窃目标以数较大财物为作案对象。尽管单从行为角度来看，行为人不构成在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多次盗窃”，但是行为人有以数额较大财物为盗窃目标的行为，依据刑法未遂之理论，对以数额较大财物为盗窃目标而未窃得数额或者窃取数额未达到数额较大的定罪起点的，应认定为盗窃罪（未遂），并追究其刑事责任。而若依据《解释》则不构成犯罪。
3、盗窃不能即时兑现的记名有价凭证，销毁或者失主挂失，而未取得数额的，是否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根据《解释》第5条第1款第2项还规定：“不能即时兑现的记名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或者能即时兑现的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已被销毁、丢弃，而失主可以通过挂失、被领、补办手续等方式避免实际损失的，票面数额不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但可作为定罪量刑的情节。”据此，行为人盗窃不能即时兑现的记名有价凭证，销毁或者失主挂失的构成盗窃未遂，并科以刑罚。而若依据《解释》第1条第2项的规定，盗窃未遂，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应当定罪处罚。行为人销毁、丢弃有价凭证的行为或者失主挂失之行为，难以解释为盗窃的“情节严重”，故不构成犯罪。自身的冲突，何以解决？进则难决，退则未决。
三、审视司法对策，确立司法原则，解决司法难题
盗窃未遂罪与非罪之争始于定量因素的影响，尔后又引入了《解释》与刑法的冲突，进一步将问题复杂化。若要妥善解决这司法难题，应当确立判定盗窃未遂罪与非罪的一般原则，平息司法的混乱。
一是定量因素干扰的排除。盗窃罪为常见易发之罪，约占目前刑事案件的40%。立足于现实，结合于国情，需要在刑法中引入定量因素，缩小涉案面和打击面。因此，我国刑法中规定了盗窃数额较大的才构成犯罪，至于数额较大的具体值则因地不同。这样，给罪与非罪的认定带来影响，同时也给未遂犯的认定带来难度。因此，在认定数额犯的未遂时，应极力排除定量因素的干扰，坚持未遂与既遂的辨证关系：有既遂状态的则不一定存在未遂状态，但有未遂状态的则必然存在既遂状态。因为未遂犯的构成要件是对既遂犯构成要件的修正，何谓修正，即以既遂犯构成要件为基本，结合未遂理论予以增删。所以，排除定量因素对未遂罪与非罪的干扰最有效的方法是以既遂犯构成要件和未遂理论为其认定的根本标准。
二是法律冲突干扰的排除。司法解释与刑法在盗窃未遂的罪与非罪规定上存在一定冲突。尽管两者对司法实践都具有约束力，但是两者的法律效力却有高低之别，一旦两者相冲突，低效位的则无效。虽然司法审查在我国未真正履行，但是司法人员完全可以通过说明理由的方式来排除某些法律的适用。就盗窃未遂罪与非罪的问题，援引刑法中未遂犯的规定以及未遂的理论，再结合具体案例，详细展开说明，足以释清盗窃未遂的罪与非罪，无需司法解释的适用，因而也避免了法律之间的冲突。
三是一般司法原则的确立。只破不立，无以成文。因此，在审视司法对策弊端的基础上，我们提出，认定盗窃未遂的罪与非罪的一般原则是：比照盗窃既遂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其前提条件是行为人盗窃的目标财物要达到数额较大的定罪起点，否则不构成犯罪。其中糅合了刑法的未遂和犯罪构成两理论，综合提出盗窃未遂罪与非罪认定的一般原则，具有统一性和可操作性，便于司法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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