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克服非典型肺炎疫情影响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意见

2003年7月23日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各项工作部署，农业和农村经济总体上开局良好，运行平稳。但3月份以来非典型肺炎疫情对农业和农村形成了很大冲击，使农民增收遇到了新的困难。尽管非典型肺炎疫情没有改变农业和农村经济稳步发展的基本态势，但对近年已成为农民收入增长主要来源的畜牧业、农村二三产业和劳动力外出务工，产生了明显的不利影响，加大了实现全年农民增收目标的难度，各地区、各部门对此要有充分的估计。为了尽快克服非典型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促进农民增加收入，必须切实提高认识，加强部门协调，采取综合措施，创造良好环境，加大工作力度，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村存在的突出问题。当前要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切实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摆到更加突出位置

1．增加农民收入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是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努力克服非典型肺炎疫情给农业和农村经济带来的新的不利影响，实现今年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对于完成全年国民经济发展目标，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自觉按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已经确定的各项政策措施，紧紧围绕增加农民收入这个中心任务，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进一步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切实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继续深化农村改革，全面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采取治标治本结合、增收减负并重等多种措施，千方百计弥补非典型肺炎疫情给农民收入造成的损失。

二、采取有效措施，着力解决当前影响农民增收的突出问题

2．为农民外出务工创造条件，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按照“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方针，切实做好农民外出务工就业的组织、指导和服务工作。提供及时、准确的就业信息和技能培训服务，加强输出地和输入地的供需衔接，引导农民工有序流动。进一步清除对农民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性做法，简化农民外出务工的审核手续，取消各种乱收费。重点解决农民工劳动条件恶劣、劳动安全和职业病防护没有保障、一些企业蓄意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等问题。各地区要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和流通业，增加农民就业机会；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鼓励这些企业多吸纳农村劳动力。中西部地区既要鼓励农民到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务工就业，又要拓宽农民在当地就业的门路。城乡建设工程应根据需要尽可能多用农民工。

3．做好农产品促销工作，努力扩大农产品出口。要全面落实搞活农产品流通的各项政策，进一步疏通农产品运销“绿色通道”。清理和取消农产品流通中的不合理收费，降低农产品运销成本。减少农产品出口收费项目，适当降低收费标准。扶持农产品出口基地建设，提高产品质量。完善农产品出口服务体系，帮助企业解决出口中遇到的困难。落实农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当年出口退税要保证，退税补欠要优先安排。加强农产品特别是对粮食、棉花等进出口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严格执行农产品进出口检验检疫标准，坚决打击走私行为。

4．加强动物防疫工作，尽快建立国家重大动物疫病应急机制。加强动物疫病防治，是保障畜牧业健康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措施。要抓紧落实动物疫病防治规划，严格动物疫情报告制度，建立和完善动物疫病防治、控制和扑灭机制。加强动物防疫设施建设，所需资金从基本建设投资中安排。发挥无规定动物疫病示范区的带动作用，创造条件实施国际通行的非疫区认证制度。建立稳定的防疫经费投入机制，保证动物防疫的必要经费。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兽医管理体制。

5．关心困难群众生产生活，切实做好救灾救济工作。受灾地区各级人民政府要保证受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住处、有病能及时治疗，学生能按时上学。同时，应抓紧落实各项抗灾救灾措施，做好已使用行蓄洪区农民损失的补偿工作。引导受灾群众广开门路，开展自力更生、生产自救，尽快恢复生产。帮助受灾群众搞好水毁房屋的规划和重建。尽早安排并落实好灾区和贫困群众的农（牧）业税费减免工作。中央财政适当追加救灾化肥、柴油的专项补贴资金，各有关地区要切实做好救灾物资和救济资金的发放工作。

三、加大对农业和农村投入力度，为促进农民增收创造条件

6．进一步调整投资结构，加大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投入。各级人民政府要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重点用于能够直接增加农民收入、明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项目建设。在年初中央安排257亿元的基础上，下半年再增加32．5亿元国债投资，主要用于人畜饮水、乡村道路、病险水库除险加固、贫困地区电力设施建设等。有关方面要抓紧项目的规划设计，及早拨付资金，加紧工程建设。切实把农村公益和社会事业发展纳入各级财政支持范围，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

7．加强对农业投资的使用管理，真正使农村和农民受益。要整合多渠道投资，形成合力，改善管理，提高效益，防止分散资金和重复建设。今年新增的以工代赈资金要抓紧下达，落实项目建设，并适当提高农民劳务报酬比例。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和草原生态治理政策，搞好天然草原退牧还草工程和“小水电代燃料”试点。要充分发挥国家投资的带动作用，在明晰产权的前提下，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积极鼓励和吸引社会资金用于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今年已经出台的其他各项增加农业和农村投入的措施，要尽量提前到位，及早落实。

四、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农民增收渠道

8．抓好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促进农业结构调整。抓住当前消费者对优质安全农产品需求增加的有利时机，扩大优质和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强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的全过程质量管理，全面实施食品放心工程。组织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实施，加快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和产业带建设。扩大农作物良种推广补贴规模和范围，抓好高产高油大豆和优质专用小麦示范工作。继续扶持发展畜牧业，调整畜产品品种结构，大力发展优质肉牛、肉羊和奶牛等生产。抓好农业技术推广体制改革试点，开展多种形式的农民技术培训。

9．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进一步扶持龙头企业发展。各级财政要继续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有关金融机构要改善对龙头企业的服务。重点支持龙头企业实施现代农业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健全龙头企业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引导龙头企业和农户建立利益共同体，让农民分享加工、流通环节的收益。

10．积极扶持乡镇企业，促进农村二、三产业快速增长。支持乡镇企业加快结构调整、技术改造和体制创新，引导乡镇企业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产品储藏、保鲜、运销业，增强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能力。加大对规模以上乡镇企业的技术改造支持力度，鼓励乡镇企业向小城镇和工业小区集中。

五、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发挥市场对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

11．增强服务功能，提高农产品市场的服务和管理水平。要多渠道增加投入，重点搞好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信息收集发布、质量安全检测、电子结算和场地道路等配套设施建设。扶持发展农产品连锁经营、配送、超市、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方式。培育和规范市场主体，改进交易方式，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完善市场交易规则，严格市场准入制度，依法规范和整顿农产品市场秩序，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和欺行霸市的违法行为。

12．建立健全质量安全标准体系，提高农产品质量档次。加快建立健全统一、权威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检验检测体系和认证认可体系。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促进农民增收提供各项服务。逐步建立重要农产品、重要生产资料生产和经营的可追溯制度，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13．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行政管理方式和方法。各级人民政府应从直接干预农业生产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加强对农民增收的引导和服务。抓紧实施“金农工程”，建立和完善农业信息收集、整理和发布制度，为农民发展生产、调整结构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服务。加快发展符合自愿、民主原则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产品行业协会，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六、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

14．切实做好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工作。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努力做到“三个确保”。特别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加快乡镇机构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搞好农村教育体制改革。结合农村税费改革后出现的新情况，健全和完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机制，抓紧完善农民负担监测、信访举报、检查监督、案件查处等制度。同时，全面落实涉农税收、价格和收费“公示制”，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收费“一费制”，农村订阅报刊费用“限额制”，违反农民负担政策“责任追究制”，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防止农民负担反弹。

15．继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已经放开粮食购销的地区，要坚持改革的市场化取向，重点培育和规范粮食市场，完善配套改革措施。粮食主产区要认真执行保护价收购政策，防止出现卖粮难，保护农民的利益。同时，还应做好粮食市场化改革的准备。各地区要结合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农村税费改革，积极探索对农民直接补贴的有效办法。

16．积极稳妥地开展农村金融改革。要认真做好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真正把农村信用社办成服务“三农”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作用。国有商业银行和国家政策性银行要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信贷投放。有关金融机构应增加农村小额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创造搞活农村经济的条件。

17．加快推进农村医疗卫生改革和发展。加大农村公共卫生投入，抓紧完善疫情信息网络、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体系，建立健全农村疫病防治机制。省级人民政府应加强领导、统一组织、积极稳妥地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探索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贫困家庭医疗救助制度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办法，重点解决农民因患传染病、地方病等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问题。

18．完善农村土地征用制度。贯彻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法》，加强农村土地承包和流转的指导，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依法加强征地管理工作，严格监督检查，切实保护好耕地。对土地被征用而失地的农民，要依照有关法律和规定给予合理补偿和妥善安置，防止出现农民失地又失业的现象。今年下半年，各地区要集中力量对农村土地政策执行情况进行一次检查，严肃查处乱占耕地、侵犯农民权益的违法乱纪案件。



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该修正案第二十二条规定：“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或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该条是刑法上对危险驾驶的行为作的规制。
一、 对危险驾驶罪涵义的理解
《修正案（八）》对《刑法》第133条做了调整，即将危险驾驶罪纳入了交通肇事罪的范畴，新加进的罪名被《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五）》补充、修改为“危险驾驶罪”。所谓危险驾驶，根据《刑法》之规定，一是“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二是“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笔者认为，这两种危险驾驶的行为属于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即只要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或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的，即符合危险驾驶罪所谓“危险驾驶”。根据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的规定，可以将其划分为醉驾型危险罪和竞驶型危险罪两种类型。醉驾型危险罪，是指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竞驶型危险罪，则是指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行为。 近年来，由于出现了较多酒驾案或者飙车案，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甚至一些个别案件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如胡斌案，孙伟铭案等。刑法基于保护社会公共安全的法意，从而特设危险驾驶罪进行规范。
但是，危险驾驶罪的“危险”不应仅限于醉驾型危险罪和竞驶型危险罪两种类型。也就是说，危险驾驶罪的罪名设定上少有漏缺，罪名与罪状的衔接出现了差错。诚然，立法者出于对醉驾型危险驾驶和竞驶型危险驾驶的规制，从而在交通肇事罪之下增加一条，但是该增加的条款被定义为“危险驾驶罪”还有待商榷。“危险驾驶”，从公众的理解来看，是很含糊的，而定位到其罪状，又显得有位清晰，就是酒驾和飚车！显然，醉酒驾驶与追逐竞驶并非危险驾驶的完全态。我们注重了对罪状的设计和论证，而忽视了对罪名的确定，从而导致在部分罪名和罪状之间出现“貌合神离”的现象。而罪名和罪状之间的不匹配显然不利于刑法的公众认同。 该条中也没有加入，例如“等其他危险驾驶行为的”之类的语句，因此，笔者认为，该条在立法设计上存在不足。

二、 对“情节恶劣的”理解与问题
在我国的刑法分则中，在规定抽象升格条件时一般使用的是“情节严重”、“情节恶劣”的表述。“情节严重”、“情节恶劣”在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时与作为犯罪成立条件的整体评价要素时具有不同的作用与影响。
《刑法》第133条第1款规定：“交通肇事罪，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该款中的“其他特别恶劣情节”很显然，是作为一种犯罪构成而言，是在肇事之后如逃逸行为上一个层面来看的，也相当于其他特别恶劣的行为。
《修正案（八）》的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或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根据刑法用语“的”一词来判断，酒驾型危险驾驶无须情节恶劣，即只要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即构成犯罪。而追逐竞驶型危险驾驶后面附加了“情节恶劣的”，则构成犯罪。从条纹的叙述来看，该款中的“情节恶劣”应当理解为构成要件要素，而非法定刑升格条件。其一，危险驾驶罪条文中，仅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在此之前，没有规定比拘役更低一等的罪刑，因而不能将“情节恶劣”理解成为法定刑升格条件。其二，基于严厉打击酒驾的立法本意，情节恶劣用于追逐竞驶危险驾驶罪上，是出于对该款罪两种罪行的分隔。其三，“情节恶劣”本身是对竞驶型危险罪的总体概括，刑法不需要言而详尽地规定什么样的追逐竞驶构成犯罪，什么样的追逐竞驶不是犯罪。在分则具体条文中增加“情节恶劣”是合适的，并不是对刑法总则的简单重复。
但是，问题在于，究竟如何认定“情节恶劣”。如果不能对“情节恶劣”具体化，有可能造成一个罪名两种罪状处罚上的不一致，从而违悖罪刑法定原则。
酒驾型危险驾驶只要行为人具备酒驾行为即可。在刑法理论中，醉酒分为生理醉酒和病理性醉酒两种情况。病理性醉酒类似精神病犯罪，行为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因此在醉酒驾驶中只限于对生理醉酒的刑事责任的评价。 但在对生理醉酒作评价的时候，应当具有一个客观的法定的标准。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发布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GB19522-2004）的规定，醉酒驾驶是指驾驶人员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毫克，这一标准是《修正案（八）》生效后我国司法机关认定醉酒驾驶的标准。但是，如果行为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经检测，行为人系已处于醉酒驾驶，但是行为人酒量很好，对于他自己而言，并没有任何醉酒反应，也对社会不造成危险，此时该如何认定，如果仍按既遂处理则有罪刑失衡的嫌疑。
与此同时，追逐竞驶型危险驾驶罪要求行为必须情节恶劣，刑法是否要求行为人对情节具有认识。交通肇事罪是典型的过失犯罪，而危险驾驶罪的增加，使得交通肇事罪的构造发生变化。在追逐竞驶的情况下，行为人对追逐竞驶行为应当是故意的，不可能是过失的，而对因竞驶行为造成的后果是持有故意还是过失，笔者认为，行为人对后果应当是过失的，行为人对情节不必具有认识，情节恶劣的判断标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根据客观上行为造成的后果加以判断的。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出台司法解释，对“情节恶劣”作必要的标准化的规定。

2012/5/29

作者：沈林。联系方式：15157226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