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当前推进高技术服务业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

发改办高技[2010]1093号



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四川省、湖北省、湖南省、重庆市、深圳市、大连市发展改革委：
高技术服务业是高技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增长引擎，对于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大力发展高技术服务业，是促进高技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提升高技术产业发展质量的必然选择，也是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迫切需要。高技术服务业主要包括信息技术服务、生物技术服务、数字内容服务、研发设计服务、知识产权服务和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等知识和人才密集、附加值高的相关行业。
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全社会对高技术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以加工制造为主的中小企业对研发设计服务和信息服务，高新技术企业对知识产权服务和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等均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经国务院同意，目前我委正会同有关部门着手研究起草加快发展高技术服务业的指导意见。为从实践中探索高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律，经研究，我们拟在部分省市先期开展高技术服务业创新发展工作，为今后全面部署高技术服务业工作奠定基础。现将有关工作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思路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做强做大高技术服务业为目标，依据地方条件和比较优势，着力推动重点领域改革，通过先行先试，完善体制机制；着力加强政府引导,促进产业集聚，创新服务模式；着力在带动性强的关键领域实现重点突破，加快建立健全高技术服务业体系，为高技术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有力支撑。
二、主要任务
（一）重点培育信息技术服务、生物技术服务、数字内容服务、研发设计服务、知识产权服务和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等高技术服务行业。
（二）依托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选择部分城市建立国家高技术服务产业基地，推动重点城市在服务模式、体制机制、政策措施、支撑体系建设等方面探索和完善推进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的工作思路，促进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化。
（三）逐步建立和完善高技术服务业统计体系。经商国家统计局相关司局，各省市可按初步提出的高技术服务业统计目录进行统计试点工作（按照现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统计目录，高技术服务总量统计主要包括：一是第“G”类，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二是第“M”类，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三是第“L”类中的7450小类，即知识产权服务）。
三、工作重点
（一）信息服务
一是发展面向市场的高性能计算和云计算服务。加强对全国高性能计算中心的统筹规划，鼓励现有公立计算中心转变机制，采取单独和合作成立服务企业等方式，为全社会提供计算服务。大力发展云计算模式的平台运营和应用服务，促进已在内部应用云计算技术的企业进一步对外开展相关服务，推动有条件的制造企业通过云计算模式向服务转型。根据工作情况，选择部分城市作为云计算试验城市，组织国内骨干企业开展云计算服务。
二是开展物联网和下一代互联网应用服务。重点在精细农牧业、工业智能生产、交通物流、电网、金融、医疗卫生等领域开展物联网特色服务示范。按照国家统筹规划，加快互联网由IPv4协议向IPv6协议的转换，大力推动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的应用，积极探索新技术条件下的服务模式创新。
三是促进软件服务化发展。推动软件开发与管理咨询的融合，提升龙头软件企业的咨询和服务能力，促进国内重点软件企业面向金融、电信、制造业等行业的知识库建设（包括标准规范、业务模型、数据模型、应用软件构件、行业信息化分析报告和软件解决方案等）。对引导软件企业提供SaaS（软件即服务）模式服务的应用聚合平台和技术服务平台加大推广应用力度，加强政府和企业业务外包管理支撑系统软件研发与应用，促进能源、交通等关键领域的实时数据库、智能管理信息系统软件研发和相关业务服务外包。
四是引导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加强数字动漫及数字影视、网络出版、3G手机内容服务等领域关键技术开发和应用平台建设，包括高计算能力的实时渲染系统研发和应用、中国风格动漫技法数字化与推广应用、自主动漫和游戏开发系统、数字出版服务平台、3G手机内容服务相关技术开发和服务模式创新、数字音视频及语义智能搜索引擎研发及应用、网络协同创作服务平台等。
（二）生物技术服务
大力发展临床前研究、药物安全性评价、临床试验及试验设计等专业化第三方服务，降低创新成本，提高创新效率；充分发挥现代中药、基因技术等研发优势，大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药物研发外包服务；开展生物数据挖掘，建立生物信息共享体系，实现生物数据资源共享，为生物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关键数据资源和技术支撑服务。
（三）研发设计服务
在笔记本电脑、3G手机等重点领域扶持发展一批高水平的设计企业，鼓励制造企业联合，或与相关企业合作成立专业设计服务企业；加强研发设计领域共性和基础性技术研发，在特色产业集群优势明显、研发设计服务需求迫切的重点地区，依托产业基地建设一批研发设计公共服务平台，通过扶持一批高水平设计企业，提升当地产业的产品研发设计能力。
（四）技术创新服务
一是提高知识产权服务能力。进一步开放专利等知识产权信息资源，鼓励全社会开发利用各类知识产权信息资源。在知识产权软件服务、专业知识产权数据库服务、知识产权咨询服务、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和其他投融资服务等增值服务领域扶持一批服务企业。支持各地有条件的公共知识产权机构进行企业化转制改革试点，或采取单独和合作成立服务企业等方式，为全社会提供高水平知识产权服务。
二是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支持各地积极探索，对各类技术转移机构加强引导，完善体制机制，建立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环境。在节能环保、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领域，扶持一批专业化的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企业。鼓励现有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企业进一步拓展服务领域，构建多领域、网络化的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引导科研院所和科技园区的科技成果转化机构采取单独或与社会投资机构合作等多种方式成立主营科技成果转化专业服务企业，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四、工作要求
（一）要建立必要的工作组织协调机制，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协调当地相关行业管理部门，推动高技术服务业体制机制创新，积极探索和创新高技术服务产业化发展模式。
（二）要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措施。要根据本地区产业特色和对高技术服务的需求，会同地方相关部门，研究制定促进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对重点领域尽可能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
（三）要从本地区实际出发，组织编制本地区推进高技术服务业工作方案，于2010年7月30日前报我委（高技术司）。工作方案应包括总体工作思路、工作目标、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等。在总结工作方案实施情况的基础上，及时组织编制本地区高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
（四）要建立并不断完善高技术服务业统计体系。各地发展改革委应与当地统计部门密切配合，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从2010年开始做好高技术服务业统计试点工作。
（五）要结合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遴选部分重点城市建立高技术服务产业基地。请在高技术服务业工作方案中提出基地建设相关建议，包括基地建设工作思路、工作目标、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等内容。高技术服务产业基地认定有关工作另行通知。
（六）要及时总结工作情况，分析存在问题，提出政策措施建议，并及时将相关工作情况报送我委（高技术司）。
我们将与相关方面协调配合，及时总结先行先试地区的工作经验，推广成功模式，逐步形成政策措施建议。并将视情况对有典型示范作用的高技术服务产业基地重点项目，采取后补助方式给予一定资金支持。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二日




　　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那么以刑为主的法律文化及相应的思维模式就实在是不合时宜的


　　近些年来,随着新闻媒体对“虐童案”、“欠薪案”、“酒驾案”、“四超(驾车严重超速、超载、超限、超员)”案等案件的频频报道,越来越多的人似乎趋向于认定:第一,这些案子以及所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影响也非常恶劣；第二,为了应对相关案件当前似乎爆发频度越来越大的局面,有必要予以重罚,也就是将相关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简言之,现在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应当将“虐童入罪”、“欠薪入罪”、“酒驾入罪”(这已经部分的是事实,即“醉驾入刑”)、“四超入罪”或其他任何一种引起舆论广泛谴责的行为入罪。

　　必须承认,作为一名幼儿的父亲,我对虐童行为的深恶痛绝、强烈愤慨的程度至少不会比绝大部分人低；同样地,作为一名出身农村的异地工作者,我也肯定属于最能体会被欠薪民工的那种失望乃至绝望的人中的一员；作为一名有几年驾龄的司机,我也颇能了解酒驾、“四超”等行为对公共安全所可能造成的巨大伤害……换言之,我并不否认被舆论热议的这些行为所具有之危害性以及当谴责性,但我还是要说:此类行为不应、至少不应甚至也不必动辄纳入刑法调整范畴。

　　首先,刑罚是一国公权体系中最为严苛的处罚措施,这意味着任何一次刑罚的实施,都可能对当事人造成巨大的伤害。同时,当然也就意味着在每一次刑罚施加之前都必须审慎地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以此种刑罚处罚行为人的相关行为对行为人而言是否公平?另外,由于刑罚也可以说是唯一一种把累犯作为法定从重处罚理由的处罚措施,这意味着每一次刑罚的施加都意味着对当事人而言几乎是“一辈子的耻辱”。仅此而言,刑法就内在地需要保持足够的谦抑、克制,而不宜四处出击地介入社会生活。

　　其次,当下中国正处于巨大的社会转型期,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已经表明,所谓“转型”意味着旧的社会规范体系慢慢崩塌而新的社会规范体系尚未完全建成。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有些问题可能会频繁地出现,这些问题很容易给人一种已经“无法承受”之感。可能也正因如此,人们才期望对相关问题作“重典”式治理。可以肯定,如果将相关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畴,那么至少在短期内确实可以起到迅速规范相关领域的效果——这可以从醉驾入刑之后醉驾案大大减少这一现象得到明证。但问题的关键是,在一个转型社会中,如何应对一个或一些具体问题其实不仅仅涉及到对相关具体问题的处置,更重要的或许在于:它还将引领该转型社会的社会控制机制之走向。可以肯定,一个开放的、现代化的社会,其社会控制机制应当是回应型而不应是压制型的,因为唯有前者才能保持一个社会更大的活力,也才符合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大趋势。换言之,如果今天我们面对虐童、酒驾或其他什么行为,为了短期的“速效”而辄以刑法规制,那么,转型后的社会控制机制将必定更多地带有压制性色彩。我相信,这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也不应该是我们国家、社会追求的目标。

　　最后,单纯从立法技术角度讲,将特定行为入刑可能也是不必要的、甚至可能导致整个刑法体系逻辑一致性的降低。以虐童为例,如果专门设置一个“虐童罪”,那么,定罪的标准是什么?以及,当相关行为可能转化为故意伤害、甚至故意杀人时,应当如何认定?也就是说,“虐童罪”的增设可能会扰乱当前刑法中关于故意伤害、故意杀人或一般虐待之间的界限。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新增设“虐童罪”,则很可能会带来立法以及法律实施过程中不必要的混乱。

　　而事实上,按照我们现有的法律体系,对虐童行为的应对、处置措施其实本就已经较为全面了:当虐童行为情节不甚恶劣时,幼儿园以及教育行政部门的内部处罚措施可予以调整；当虐童行为情节比较严重时,则可以由公安机关进行行政治安处罚；当虐童行为造成严重伤害时,径直处以故意伤害、故意杀人就行了。换言之,我之所以反对虐童入罪,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可以放任这种恶行,而仅仅是说其实既有的立法体系已经可以很好地、按相关后果的不同作出相对应等级的处置。既如此,有何必要专门发明出“虐童罪”或其他什么罪?同样地,诸如醉驾、“四超”、欠薪或其他什么被舆论期望入刑的行为几乎都可以作如是观。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本就具有刑与法不分、刑与法互用、以刑为主的传统,所谓“法即刑”、“法吏即刑吏”是也。这种法律文化的特点之一是,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打击,因此即便是民事案件也往往采取刑法化的处置模式；相对应地,人们总是不惯于像西方法治国家中的公民那样把法律当作维续、救济自身利益的一种机制。因此不难想见,在尚没有完成社会转型的当下中国,存在各种关于“××入刑”的呼吁其实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与此同时,也正因为我们这种独特的传统,才使得我们有特别的必要对这种吁求保持警惕,因为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那么,这种以刑为主的法律文化及相应的思维模式就实在是不合时宜的。或至少,当我们呼吁将某种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畴时应该更为审慎地考虑、考察如下几个方面:如果把它入刑,一定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吗?如果把它入刑,是否对相关行为人不公平?如果把它入刑,是否会造成立法体系的混乱以及法律实施的困难?如果把它入刑,是否与当前的法治精神相悖?如果把它入刑,是否有利于当下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保持一种健康、积极的法律文化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