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秘密法律实务精解与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评析》简介

唐青林


　　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的，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中国很多社会公众关注商业秘密是从2010年轰动全国的“力拓案”开始的。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最终判决力拓案主角胡士泰侵犯商业秘密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两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力拓案”凸显的中国商业秘密泄密问题引发业内外广泛深思——近年来中国铁矿石谈判频频遭遇挫折，商业秘密泄密是其中重要原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专家说，“胡士泰案”让商业秘密之于商业竞争的重要性立刻凸显出来。其实不仅仅是钢铁行业，中国其他行业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商业秘密泄露情况。

　　美国社会普遍认为，商业秘密是极具商业价值的无形财产，是企业的生命。美国的商业秘密保护已经走过100多年历史，《统一商业秘密法》、《1996年反经济间谍法》等法律的颁布实施，促进了美国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英国、瑞典、日本、加拿大、德国、法国等国家也经过多年的努力，基本形成了商业秘密保护的法律框架。

　　我国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现状如何呢？据媒体大量报道，蕴含着巨大经济价值的商业秘密，正被越来越多的不法者觊觎。问卷调查显示, 大多数企业缺少有效的商业秘密内部管理机构，只有20%左右的企业将商业秘密交由知识产权部门或法律部门等专门机构进行管理，有45%的企业由办公室、人事等部门兼职管理；有近60%的企业商业秘密被无端泄露或遭他人盗用，给企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一些企业和科研机构即便设有保密部门，从事保密工作的人员90%以上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保密管理方法，没有掌握保密防护技术，无法有效开展保密工作，这些企业的保密部门也就形同虚设，商业秘密的安全得不到保障。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商业秘密保密意识不强的原因是：中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企业缺少市场竞争意思。跳槽员工带走商业秘密、骨干人员另立门户、内部职员外卖商业秘密、竞争对手不择手段窃取商业秘密的案件大量涌现。商业战争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商业秘密被竞争对手获取，后果不堪设想，损失非常惨重。几乎每天都有企业商业秘密泄密，带来经济损失。

　　当前，我国的商业秘密保护工作越来越得到重视，商业秘密保护立法框架已初步建立，司法保护逐步完善，企业商业秘密的保护意识逐年提高。当然，立法工作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欣喜的是，就在力拓案判决前夕，2010年3月25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了《中央企业商业秘密保护暂行规定》，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商业秘密保护的部门规章，这一规定的出台对于确保企业核心经营信息和技术信息安全、尤其是有效防范“商业间谍”具有重要意义。

　　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了保护商业秘密的重要性，但是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高级管理人才和核心技术人才的争夺也越来越激烈，正如电影《天下无贼》里那段话“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很多企业并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很多企业表面上签署了保密合同、制定了保密制度、支付了保密费、竞业禁止补偿金，可谓殚精竭虑，可是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数量还是逐年增多。各种侵犯商业秘密的事件频频见诸报端：一个计算机软件公司一夜之间由20人组成的研发团队集体离职；花数年时间苦心研发的新产品，竞争对手居然抢先上市；培养多年的销售经理一夜之间带走所有客户信息被竞争对手“挖”走……屡屡发生的企业商业秘密案件，动辄带来成百上千万元的巨额损失，让一些企业家冒一身冷汗。这究竟是为什么？企业如何才能保护好自己的商业秘密？如何设计严密的保密制度体系？如何确保保密协议的合法有效？如何准确适用法律进行竞业禁止？

　　北京市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2011年出版的《中国商业秘密法律实务精解与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评析》主要针对广大企业家、高层管理、核心技术人员关心的问题做出针对性回答。同时，对中国国内审理并公开判决的100个涉及商业秘密的已经判决的案例进行分析点评，试图从个案中寻找规律，从“前人”的教训中吸取经验。诚然，每个案例值得点评的亮点可能会有很多，但是本书作者不求全面点评每个案例中所有情节，可能仅点评其中之一。

该书内容主要有：
1、有些技术信息，企业既可以选择商业秘密保护方式，又可以选择申请专利的方式予以保护。企业应该结合各技术信息的具体情况，在充分衡量专利保护与商业秘密保护的优缺点的前提下，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2、当事人在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享有哪些诉讼权利；
3、调查、制止商业秘密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由侵权人承担；
4、通过“反向工程”获得“商业秘密”不构成侵权；
5、企业被诉侵犯商业秘密时一般能够提出的抗辩理由；
6、企业对外合作交流中如何避免泄露商业秘密；
7、企业应如何保护自身商业秘密？
8、招聘员工时应如何避免侵犯其他企业商业秘密？
9、劳动合同约定不使用被聘用人掌握的他人商业秘密并不能免责；
10、企业在互联网环境下如何进行商业秘密保护；
11、企业如何加强电脑存储的商业秘密的管理和保护；
12、企业如何制定商业秘密保密制度；
13、企业应组织员工进行商业秘密法律知识培训；
14、企业与员工签署《竞业禁止协议》与保护商业秘密的关系；
15、企业如何通过工作区域管理加强保护商业秘密；
16、企业有无必要与离职员工签署《保密承诺书》；
17、企业应与员工签署《保密协议》，加强对商业秘密管理；
18、企业如何对员工兼职加强管理以保护企业商业秘密；
19、企业应如何采取“合理的”保密措施；
20、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的诉讼时效；
21、侵犯商业秘密的法律责任；
22、侵犯商业秘密的主要行为模式；
23、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要件；
24、侵犯商业秘密罪一般不应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
25、商业秘密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保密；
26、商业秘密的客体范围；
27、商业秘密的归属：企业还是员工；
28、委托开发或合作开发成果中商业秘密的归属；
浅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中遇到的问题及对策

□徐蔚敏


普通程序简化审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准司法程序，经过近两年的试点以及理论界不断的利弊之争，于今年3月14日，随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出台，在全国各地全面推开。该《意见》的实施，在不违反刑诉法的前提下,简化了不必要的诉讼环节,使案件审理紧紧围绕重点和焦点进行,达到了节约司法资源的目的。
当前，我国正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刑事案件多发，而司法资源有限，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既能提高诉讼效率，又能保证案件质量，使公正与效率有机统一，不失为当前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最佳方法之一。
然而，由于司法人员对《意见》条文内涵的理解等问题，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笔者试就此作一些分析，以求与同行探讨对策。
一、 《意见》实施中的遇到问题：
1、对条款理解不透，缩小了《意见》的适用范围。
根据该《意见》的规定，除第二条中列举的七种情形以外，只要是被告人对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的第一审公诉案件，均可适用此《意见》审理。该《意见》第一条第二款还规定：“对于指控被告人犯数罪的案件，对被告人认罪的部分，可以适用本意见审理”。
实践中，因将《意见》中的“数罪”理解为异种数罪，即不同种罪名，而将同种数罪排除在其适用范围之外。
如被告人王某受贿近百次，受贿金额达50万元，其对指控的犯罪事实中的绝大部分，表示认罪，只对其中3万元提出了辩解，予以否认。此案在审理中，由于公诉人和法官均认为：被告人所触犯的是一个罪名，而被告人又没有就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实表示认罪，因此不能对全案简化审，也不能适用《意见》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实行部分简化审。最终，该案按普通程序进行了审理，使庭审时间持续了整整两天，法庭调查显得拖沓冗长，重点不突出，庭审效果较差。
2、征询程序随意使用，有法官逼迫被告人认罪之嫌。
根据《意见》的规定，合议庭应在开庭审理案件前向被告人讲明有关的法律规定、认罪和适用本《意见》审理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确认被告人自愿同意适用本《意见》审理，并在开庭审理时，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后，再次核实被告人是否自愿认罪和是否同意适用《意见》进行审理。
由此可见，征询程序应当在法庭决定进行简化审之前运行。
实践中，法官在主持庭审过程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当被告人对某些事实和情节提出辩解时，法官就会告知被告人：“你作这样的辩解，说明你不认罪，法庭将启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并不能以你自愿认罪对你从轻处罚。”此时被告人为了得到从轻处理，常常欲言又止，最后不得不放弃自我辩护权，这不仅剥夺了被告人的抗辩权，不利于法庭查明案件事实，更给旁听群众造成法官先入为主，威胁被告人，庭审有失公正的印象。实质上也违背了实施该《意见》的初衷。
3、庭审中简化尺度把握不准，达不到预期效果。
尽管《意见》第七条对简化审理方式作了具体的规定，但操作中，往往因公诉人把握不住“度”，而出现示证过繁或过简两种倾向。
有的公诉人主张，只要被告人同意，程序怎么简化都可以，庭审讯问一概省略，对证据不分类别，不加任何说明，一古脑儿地出示，使被告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无法进行质证，只能表示认可，辩护人也无从发表质证意见，旁听人员更是不知所云。整个庭审流于形式不说，实质上也剥夺了被告人对某些可能影响定罪量刑情节的抗辩权；有的公诉人则机械地按《意见》的要求，将所有的证据毫无选择地全部加以出示，并对其证实的内容，统统作出较为详细的说明，又使庭审陷入了类似于普通程序的审理方式之中，既耽误了时间，也浪费不必要了人力、物力。
以上两种倾向都违背了庭审改革的指导思想，当简不简，当繁不繁，无法体现公正与效率的完整统一。
4、对“从轻”幅度把握不准，出现量刑过轻的倾向。
由于《意见》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因此，法官常常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充满好感，对其判处刑罚从轻辐度过大，甚至比同样罪行的自首犯，量刑更轻。由于刑期在法定量刑幅度之内，检察机关也不便提出抗诉。这样客观上造成了坦白比自首更能受到刑罚的优待，这显然与我国的自首制度和刑事政策相悖。
二、 改进现状的对策
1、正确理解《意见》的制订意图，准确把握适用范围。
根据刑法理论，根据行为人的数个行为符合的数个基本犯罪构成的性质是否相同，可以将数罪分为同种数罪和异种数罪。
在一定法律条件下，同种数罪因其数个行为触犯的是同一个罪名，而不须实行并罚；异种数罪因其触犯了数个不同的罪名，则必须实行并罚。但无论是否数罪并罚，同种数罪都是客观存在的。
司法实践中，对于犯罪人自动投案后，仅如实交待了所犯同种数罪中的大部分，对其主动交待部分，仍可成立自首。同理，被告人对其所犯同种数罪中的一部分表示认罪的，也可以对此部分依《意见》实施审理。
如本院提起公诉的刘某受贿一案，公诉机关指控其受贿45起，受贿金额折合人民币9万余元。被告人只对其中的一起，受贿1万元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而对其余部分均表示认罪。对其认罪部分，合议庭在征得控辩双方同意后，实行了简化审理，而仅就其有辩解的部分，进行普通审，这样，整个庭审时间，比以往实行普通程序审理的类似案件缩短了70%，既实现了诉讼经济，又突出了庭审重点，保障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因此，笔者认为，同种数罪应包括在“数罪”的范畴之内，对此类案件，适用《意见》进行简化审理，符合《意见》的精神。
2、调整和加强庭前程序，保证简化庭审程序的顺利实施。
为了适应简化庭审程序的需要，应对庭前程序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加强，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⑴、加强庭前审查，严把案件质量关。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和灵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是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的事实条件，因此，适用《意见》简化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不能降低刑事证明标准。公诉机关必须在复核主要证据；排除疑问证据；完善薄弱证据；加固关键证据及否定虚假证据后，确认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前提下，才能建议启动简化审理程序。这是适用《意见》审理案件的前提和基础。
⑵、改革起诉书的制作，以利于简化程序的顺利启动。
由于起诉书的指控是被告人能否决定认罪的基础，因此，检察机关对建议适用《意见》审理的案件，应走出“一句话”的误区，尽可能地在起诉书中详细写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所依据的证据内容等，让被告人一目了然，慎重地作出程序选择。
⑶、大胆实行庭前证据开示，为适用简化审理程序创造有利条件。
有些案件证据种类、数量较多，无法在起诉书及证据目录中列举实质性内容，对此类案件在有辩护人的情况下，通过庭前证据开示，使被告方尽量充分掌握证据，可以保障被告人做出明智的选择，为简化庭审示证打下基础。
3、调整出庭公诉方略，体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
⑴、合理调整示证节奏，使庭审繁简得当。
适用《意见》简化审理的案件，应根据个案特点，制作示证预案。对证据较少的，可以对主要证据的种类，证明的实质内容一并出示，集中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种类较多或证据数量较多的，可以分类或分组出示，对每组或每类证据所能证实的内容与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情节之间的关联性作出简要说明，就每组证据进行质证。但对于被告人提出异议的证据，仍应当针对性地详细出示，并质证，做到重点突出，繁简适度。
⑵、履行监督职能，维护司法公正。
根据刑诉法的规定，在新的庭审方式中，公诉人的职责仍然是双重的，即代表国家进行公诉、支持公诉和对庭审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作为适用《意见》进行简化审理的案件，应在保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实现诉讼成本的节约。
因此，笔者认为，庭审中，被告人对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证据提出异议时，公诉人应主动根据《意见》第七条第（三）项的规定，向法庭全面出示、宣读相关证据，必要时，应建议法庭恢复普通程序审理，以避免法官反复使用告知程序，给被告人施加压力，导致被告人违心地作出有罪答辩，以确保被告人能最终获得公正的审判。
⑶、提出量刑建议，从程序上保证量刑公正。
修订后的刑诉法确立了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平等性和抗辩性。适用《意见》简化审理的案件，对定罪问题一般没有争议，主要就量刑进行对抗，只有公诉人提出了具体的量刑建议和理由，辩护方才能发现公诉人在量刑情节和刑事政策的适用上的遗漏或错误，有效地展开量刑答辩，双方充分阐述各自的量刑观点和理由，使合议庭在综合控辩双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公正的判决，避免出现量刑过轻的现象。
笔者认为，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的诉讼环节越提前，律师量刑辩护的机会就越多，效果就可能越好。对全案实行简化审理的，可以在起诉书中提出量刑建议，以便被告人决定是否认罪；对案件部分简化审理的，可以在公诉意见中提出量刑建议。以便被告人对自己可能被判处的刑罚，有感性认识，避免判决之后，又提出上诉，不仅不能节约诉讼成本，反而浪费了诉讼资源。
因此，通过对于此类案件提出量刑建议，不仅能提高量刑裁判的透明度、公正性和可预测性，也对“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理程序在实践中的有效运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