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行政不作为的界定及其构成要件

孙 兴 闫志强 张宗平


一、行政不作为的界定
如何界定行政不作为，理论界大体有四种主张：程序说主张，应从行政程序方面区分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只要行政主体作出了一系列的实质性程序行为，即表现出积极的作为状态，无论该行为在实质内容上反映的是‘为’或‘不为’，都应该是行政作为，反之就是不作为。因此， 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负有作为的法定义务，并有作为的可能性而在程序上逾期有所不为的行为。（黄志强《行政不作为相关法律问题探析》） ；实质说主张，行政不作为是行政主体消极地不做出一定的动作，但要分方式的不为和内容的不为。方式有‘为’，但反映的内容是不为，则是形式上有‘为’而实质上‘不为’，也是不作为。”（陈小君、方世荣《具体行政行为的几个疑难问题识别研析》）；违法说主张，在行政违法理论中，没有合法的不作为。行政不作为就是行政不作为违法，是指行政机关、其他行政公务组织或公务人员负有法定的作为义务却违反该规定而不履行作为义务的行为。（杨解君《行政违法论纲》）；评价说主张，讨论行政不作为以及对其提起诉讼的前提是不作为存在着违法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行政不作为违法只能是审查后的结果，而非提起审查前的结论。对于在社会生活中有疑议的行政行为，在有权机关作出判断前，任何人都无权就其合法性做否定性评价。因此，行政不作为中，既有合法的不作为，也有违法的不作为。（匿名《试论行政不作为之诉中的原告主体资格》）。
本人认为，尽管行政不作为这一概念在行政法学体系中，通常出现在行政违法部分，但并不能由此断定行政不作为就是违法行为， 因此 ，违法说难以成立。评价说的观点当然无可厚非，但因其对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未提出区分与识别的标准，因此，难以用以指导实践。程序说与实质说均提出了明确的区分与识别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的标准，两者的区别在于，行政主体程序上‘为’、实体上‘不为’的，前者认为不构成行政不作为，后者认为仍构成行政不作为。在实质说的这一主张下，可以得出两个似是而非的观点：无论行政相对人的请求有无依据、是否合法，只要行政主体未予实质满足，均可构成行政不作为；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请求从程序上审查后，认为不符合相应条件，从程序上作出否定性作为的，仍构成行政不作为。程序说之主张，从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对应关系的角度出发，既考虑了行为外在的表现形式与行政主体所担负的行政职责（法定义务）的对应关系，又明确了区分与识别行政不作为的唯一、直观标准，是比较科学合理的。程序说需要改进的是：在定义行政不作为时，单纯从学理上进行了界定，没有顾及现行法律的规定，没有明确程序上“不为”的标准。在吸收程序说的合理成份的基础上，本人认为，从实务角度看，宜对行政不作为定义如下：
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负有作出相应行政行为的法定义务，但在法定或合理期限内未按照法定程式履行或完全履行的消极行为。
行政不作为的突出外在表现是逾期性、无形性、非强制性。逾期性是指，行政主体接到行政相对人的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作出法定程式的行为。无形性是指，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申请，要么既不口头答复（解释、告知），又不从程序上予以书面答复（解释、告知）或从实体上予以办理（履行义务）；要么只是口头答复（解释、告知），但不按照法定程式予以书面答复（解释、告知）或予以办理（履行义务）。非强制性是指，行政不作为本身不具有直接设定义务或剥夺权利的内容，行政相对人没有必须履行义务的负担，行政主体不能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根据行政不作为的定义及其外在表现，很容易将实务中的行政不作为与否定性行政作为这一对极易混淆概念分清楚。行政主体对依申请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后，根据相应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作出对行政相对人权义产生影响的否定性行政行为，如不予受理通知书、不予登记（注册、核准、签发等）的理由说明的，是否定性行政作为；不在法定期限依照法定程式作出书面文书或从实体上予以办理（履行义务）的，构成行政不作为。
二、行政不作为的构成要件
行政不作为的构成要件问题,当前学术界通行两种主张。一种主张是，行政不作为由“行政主体具有作为义务、行政主体具有作为的可能性、行政主体在程序上表现为有所不为”三个要件构成（匿名《行政不作为相关法律问题探析》）；一种主张是，行政不作为的违法要件除了需要具备行政违法行为的一般构成要件，如学者言及的主体要件、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以外，行政不作为行为还有自身的特有要件。行政不作为的特有要件包括必备构成要件（“法定的作为义务、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履行义务的必要性”三要件）和选择构成要件——相对人的合法申请（匿名《试论行政不作为之诉中的原告主体资格》）。本人认为，上述两种主张都值得商榷。就两种主张的共同不足看，一是“行政主体具有作为（履行义务）的可能性”成为构成要件，既缺少法理（法律）依据，也易让行政主体找到行政不作为的堂皇理由，使真正的行政不作为逃离司法监督或行政监督。二是从程序上看，行政不作为与行政作为、行政不作为成熟与否的分界点在于，是否在一定期限内有所作为。期限问题当属构成要件之一。另外，在后一主张下，行政不作为的构成要件不仅过多过滥、逻辑层次复杂，而且部分要件难以成为“要件”，如主观要件，认定行政不作为是否成立时，并不需要考查行政主体有无故意或过失。从学理探究与立法实践相结合、相统一的角度出发，本人认为，行政不作为的构成要件有三个：
一是申请要件——行政相对人向行政主体提出了实施一定行为的合法申请。
按照行政主体能否主动作出行政行为标准，行政行为可分为依职权的行政行为和依申请的行政行为两类。对照《行政复议条例》第九条第（四）、（五）、（六）项和《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八）、（九）、（十）项规定的可以申请复议的三类行政不作为案件看，可以发现，除可以申请复议的行政不作为案件的种类得到扩展外，另一个细微变化是：《复议条例》第九条第（六）项单纯规定，“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可以申请复议；而《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十）项则强化规定，“申请行政机关依法发放抚恤金、社会保障金或者最低生活保障费，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放的”，可以申请复议。可以发现，立法者在此突出了“申请”这一前提条件。再从《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八）、（九）、（十）项的三项规定来看，可以申请复议的三类行政不作为，均有“申请”这一前提条件。从这些变化中可以看出，立法者现在的态度是，行政主体只在对依申请的行政行为不依法履行时，才构成行政不作为；行政相对人对依职权的行政行为，行政主体怠于行使职权的，并不构成行政不作为（而构成渎职）。
二是职权要件——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申请事项具有法定职责和管理权限。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主体作出的一定具体行政行为，要在被申请的行政主体的法定职责和管理权限范围内。若行政相对人申请作出的一定具体行政行为不在被申请的行政主体的法定职责范围内，如申请公安部门发放社会保险金、申请劳动部门发放最低生活保障费，不能对被申请的行政主体的不答复、不办理行为以行政不作为为由提起行政复议。其次，行政相对人申请作出的一定行政行为要在被申请的行政主体的管理权限——地域管辖、事务管辖和属人管辖范围内。比如，发放身份证是公安部门的法定职责，发放最低生活保障费是民政部门的法定职责，保护受教育权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法定职责。若据此法定职责，甲省某市某区的公民要求甲省公安部门办理身份证，乙省某市某区的公民要求甲省某市某区的民政部门向其发放最低生活保障费，某外国籍公民向其住所地丙市某区教育行政部门申请保护受教育权。因省级公安部门并不直接承办具体的身份证事宜，行政主体只对其管辖区域内的相应事务具有管理权限，申请人不按管理权限要求行政主体作出一定行政行为，被申请的行政主体不予办理或答复的，申请人不能以其不作为为由申请行政复议。
三是期限要件——行政主体未在一定期限内按照法定程式实施一定的行为。
行政主体为一定行为的时间，少部分法律法规已作出规定，包括《行政复议法》在内的大多数法律法规未作出规定。在没有规定法定期间的情况下，学理界主张根据多方面因素，如行政主体处理类似问题的惯用时间、事件本身的难易程度、行政主体的主客观条件、有无法定阻碍事由等，确定一个合理时间，并以该合理时间为基准，确认是否有不作为的事实存在。这种“经验性”“任意性”的做法，因难以平衡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间的利益而容易引发争议，也因难以使不作为型行政复议步入“依法”轨道而损害行政司法活动的特有价值。本人认为，《行政复议法》应当采取一定的立法技术，对行政主体履行法定职责的期限作出明确、适当的规定，以此来明确行政主体履行职责的合理期限和行政不作为的成熟期限。在此期限内，行政相对人不得认为行政主体不作为并申请行政复议；超过此期限，行政主体若没有依照法定程式做出一定的行为，如履行（办理）当事人申请的事项，或书面告知当事人不履行（办理）的理由，则构成行政不作为。
虽然《行政复议法》没有对行政作为的合理期限或行政不作为的成熟期限作出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9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主体履行法定职责，行政主体在接到申请之日起60日内不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行政主体履行职责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紧急情况下请求行政主体履行保护其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主体不履行的，起诉期间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由于法律并未规定行政不作为案件必经复议前置程序，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不作为不服的，是先复议还是直接起诉，任由当事人选择。为了使复议机关与人民法院认定行政不作为的成熟期限标准一致，修订或解释行政复议法时，有必要与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相协调，规定行政不作为的成熟期限以60日为原则，以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为补充，以情况紧急的不受限制为例外。

参考文章：
黄志强《行政不作为相关法律问题探析》
陈小君、方世荣《具体行政行为的几个疑难问题识别研析》
杨解君《行政违法论纲》
匿名《试论行政不作为之诉中的原告主体资格》
霍振宇《行政不作为与否定性作为之辨析》

（作者单位：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加强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工作
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李谦 黑龙江省孙吴县法院


主持双方当事人调解，是审理民事案件中的日常性工作。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各自实现自己的想法和目的，即体现了法律的威严，也实现了当事人各自的目的，又化解了矛盾，达到双重效果。其实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审判工作，加强诉讼调解也是解决矛盾化解纠纷的有效途径，认真细致做好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工作，让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权利，实现自己的要求。调解成功了，双方当事人自然就服判息诉了，能有效地减少上访、缠访，减轻法院压力，最大限度地做到裁判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较好的维护社会稳定。为此加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力度是势在必行之举。
一、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有能调解的可行性。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以伤害罪和交通肇事罪最为普遍，亦具有典型性，这类案件的处理结果同时体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两个层面。法律效果实现了法律公平、公正，社会效果实现了当事人的请求愿望。两者有机统一，才能达到最佳效果。社会效果涉及双方当事人的切身利益，被害方大多希望即时得到被告方相对较多的赔偿费用，而对被告人量刑的轻重不很关注；被告方则有希望在尽可能满足被害方请求的前提下获得轻判结果的心理状态。为此被害人与被告人有共同的联系点，经济赔偿，被害人希望能即时、多得经济赔偿，被告人则想通过经济赔偿这种经济惩罚的手段，实现轻判之目的。为此法院主持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工作是可行的，是受被害人和被告人共同欢迎的，也给了双方当事人自己处分自己主张的权利，切实维护了当事人所享有的法律权利和实体权利。
二、加强调解前的准备工作，为具体调解打好前战。
对附带民事部分进行调解前，首先必须摸准此类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状况，双方当事人的矛盾是易激化的，还是易讲和的；是群体性案件，还是有上访苗头的案件。摸准案件的基本情况后，针对具体的案件决定采用速调还是慢调；是面对面的调，还是背对背的调；是当事人自己调，还是请社会上有关部门共同配合调。找到不安定因素，再进一步要了解被告人家庭财产状况，赔偿能力状况，或者其亲属是否愿意代为赔偿，被告人与其亲属之间的关系如何，其直系亲属的财产状况，被告人本人是否同意承担赔偿责任，除了亲属之外，是否还有朋友或同事愿意帮忙偿还或承担担保责任的。然后再了解被害人要求赔偿的数额，了解哪些数额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数额，做到主持调解前审判人员心中有数，这样才能有的放矢的主持调解，使附带民事赔偿调解内容合理、合法。对被告人确无赔偿能力，其亲属朋友、同事等又不愿代为赔偿的，告之被害人被告人无力赔偿的实际情况，做好被害人的解释工作，同时被告人可以凭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在被告人赔偿能力时，可以申请法院执行。
三、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工作要做到庭审前、庭审中、庭审后“三个环节”全程调解。
我国刑诉法只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庭审中，法院有主持调解的程序。其实庭前调解和庭审后调解均是法律允许的，也是行之有效的。庭前调解应重点放在做好原、被告双方的亲属、同事、朋友、单位领导工作上。一是原、被告均是当事人，可能还在气头上，处在当事者迷的状态，调解时，气氛有可能会产生负面效果。二是双方亲属或同事、朋友、单位领导之间说话可以随便一些，有的相互之间还有亲属、同学或别的很近的关系，这样便可以抛开不良气氛调解，可以融恰的谈。再者双方亲属、朋友、单位领导等，本来就是主事的人，是说了算的人，或者愿意代为赔偿的人，双方当事人都愿听他们的意见，这样就容易调解了。庭前调解可以通过社会上的多方面力量化解矛盾纠纷。
庭审中或庭审后调解，重点应放在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依法依理劝导双方当事人有互谅互让的精神，尽量先化解他们心里的障碍，要充分做好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因为经过法庭调查、辩论，原、被告双方有可能产生新的敌对情绪。审判人员要耐心、细致做其思想工作，使双方都有和解的诚意时，才有可能达成和解协议，有效的化解矛盾纠纷，经过法庭调查、辩论阶段，审判人员对赔偿项目、数额、标准，已非常明确，应告知双方当事人哪些项目是符合法律规定，哪些是不合理，使双方当事人在明确合理赔偿数额的基础上自行达成调解协议。在庭审中或庭审后调解也可以让双方当事人的亲属代表等共同参加。
四、要充分发挥审判人员在调解中主导作用。
审判人员在主持调解工作中十分重要，艺术性很高，根据双方的心理、气氛、赔偿要求，赔偿能力等方面，既要注重依法又要讲究策略，既要教育疏导，又要加强防范，既要做被告人的工作，又要做其家属的工作，使其自愿积极地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对暂无全部赔偿能力的，也可以做先行部分赔偿的调解工作。同时，要做原告的工作，比如赔偿数额的合理性，根据被告人的赔偿能力，如何确定赔偿时间等，还有从法律的角度，给双方当事人以法律知识的讲解，让当事人信任法院和法官，引导双方在合法、合理、自愿的角度进行民事赔偿部分的调解。在加大调解力度的同时，要做好判决与调解的关系，如果所有的调解工作都做了，各种厉害关系都讲明了，但有的当事人还坚持不调。法院也不能久调不决，应当判决的也必须即时下判。不要被加强调解而束缚了判决。不要误认为只有调解才是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唯一途径。总之，在加强调解的同时，也不应忽视了判决。要处理好调中有判，判中有调的关系。
五、审判人员要高度重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调解工作的重要性。
法院判决一起案件，认定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对民事部分赔偿额无误，但下判后，原告人可能因为得不到被告人的赔偿而促使其上访，进一步激化原、被告之间的矛盾，甚至上升为激化原、被告两家人的矛盾。我们说这样的判决只达到法律公正效果，没有达到当事人满意的社会效果，公正的判决又引发了新的矛盾纠纷，为此，审判人员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要高度重视调解工作，不能机械执法，孤立办案，必须做到依法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与化解矛盾纠纷并重，认真细致做好刑事附带民事的调解工作，促使双方当事人服判息诉，既不放纵犯罪，又使被害人及时得到应有合理的经济补偿，努力化解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矛盾对立情绪，促使双方服判息诉，实现办案的法律公正效果与当事人满意的社会效果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