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侵害诉讼的特点

宋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随着环境侵害案件的不断增多，传统诉讼制度的问题和缺陷日益显露，深入研究该类案件的特点，将有利于法院正确解决纠纷，切实保护当事人的权利。文章对环境侵害诉讼中诉讼主体的确定、诉讼请求的根据与范围、证明规则以及诉讼时效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主体，诉讼请求，证明规则，诉讼时效
在现代生活中，全球范围的温室效应、酸雨、臭氧层破坏、核污染、土地沙漠化等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对人类生命健康和财产的危害呈现扩大趋势，从而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关注，为了保护环境、保护人类生命财产的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世界各国纷纷以立法的形式保护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可知，我国解决环境侵害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的程序由二：一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的行政处理程序，二是根据当事人的意愿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审理。这是两种并列的程序，而且，后一种还是最终解决纠纷的程序。本文仅从该类案件的特殊性出发，着重对环境侵害民事诉讼中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环境侵害诉讼主体的确定
在环境侵害诉讼中，当事人因污染危害而发生的纠纷属于民事性质，受害者一方因人身、财产受损害而依法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致害者一方则因实施了污染危害环境的行为而依法负有赔偿他人损失的义务。实践中，受污染侵害的受害方往往人数众多且相对不确定，而现代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等，往往是有多个固定或不固定的污染源共同造成的复合性污染，使得致害责任主体及其责任比例的确定极为困难，从而形成了环境侵害诉讼中主体确定方面的难题。笔者认为，除了已为法院广泛采用的处理该类案件的基本形式——代表人诉讼制度之外，还需要对环境侵害诉讼主体的确定方式作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一）起诉资格的放宽
在传统的民事诉讼中，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都要求诉讼主体是直接的利害关系人，任何人不得对于自己无关的财产主张权利，以限制公民的诉权。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了起诉的条件，旨意是：“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传统的诉权理论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而提出“多元诉权主体论”，其基本观点为：实体当事人并非民事诉权的唯一主体。在特殊情况下，民事诉权可以由实体
当事人之外的其他主体享有。[1]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亡人的名誉权应受法律保护的函》[2]、《关于范应莲诉敬永祥等侵害海灯法师名誉权一案有关诉讼程序问题的复函》[3]以及《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32条：关于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在特定案件中享有诉讼主体资格的规定，实际上也认可了在特殊案件中诉权可由其他主体所享有的事实。就环境侵害诉讼而言，一些国家出于保护环境的需要，也扩大了公民诉权的范围，如公民可以为了保护环境而向排污者提起诉讼而不要求该公民是环境的所有权人。中国的环境法，包括《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都规定，公民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有权检举和控告。这里所谓的控告，应当包括向环境行政机关控告和向人民法院起诉两个内容。
（二）团体诉讼的推广
鉴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所特有的“间接性、社会性、复杂性、潜伏性”[4]等特点，及其因果关系证明等法律问题非常复杂，受害者个人在资力上难以对抗强大的加害企业或政府公共事业部门；且受害人往往人数众多，使得传统程序难以适应环境侵权诉讼，特别是涉及多数加害人、多数受害人的重大污染损害案件。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在程序法上将团体诉讼制度纳入环境侵权救济法。一方面，个人生命、身体、健康、财产因污染受到伤害或损害时，固然得依据具体情形，由受害人向民事法院或行政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另一方面，也可以基于团体整体或团体中部分成员整体的利益，由团体代替受害的个别人或者多数人提起损害赔偿诉讼——任何环保团体在其团体所保护的相关财产或精神受到侵害时，均可向民事法院提起损害赔偿之诉；至于刑事诉讼中的附带民事诉讼，则仅限于依据立法上的许可制度得到认可的团体方得提起，且受到刑事法院法官的严格解释与控制。目前，在我国民事诉讼立法没有规定团体诉讼的情况，可否由政府的有关部门或者环保团体作为代表人提起诉讼，是一个需要加以研究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在考虑引入环境团体起诉体制的同时，应该改变现行《民事诉讼法》中检察机关事后监督的体制，加强其在群体诉讼中的检察监督，赋予检察机关代表公众提起环境公害之群体诉讼的职权，参与群体诉讼，这将是一个有益的探索。
（三）共同被告的确定
在环境侵害诉讼中，就被告而言，与单一加害（如单独的某一工厂排放有害烟尘，致使附近农作物减产或绝收；河流上游仅有的一家工厂排放污水造成水污染，导致养渔场的鱼死亡）不同，现代污染往往是多个致害行为共同造成的复合性污染。在企业较为集中的工业区，因共同污染行为导致在诉讼中充当共同被告的例子并不鲜见，问题在于原告在起诉时如何确定共同被告。多数情况下，原告对共同被告的确定往往是以一定的地域范围为标准的。如欲针对机场对附近地区的噪声公害主张连带赔偿责任，就需要将所有航空公司作为共同被告诉诸法院，至于说该所有航空公司是否都对环境造成了污染，是否应当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原告在起诉时并不能确定，也的确存在举证上的困难。所以，针对该类案件的特点，笔者认为应该适当放宽认定被告的条件，即只要原告能提供初步的证据证明该污染行为可能为这些被告共同为之，则可以将他们认定为共同被告，至于各被告是否是真正的侵权者，是否与本案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则是在庭审中所要证明的问题。
二、环境侵害诉讼中诉讼请求
我国《民法通则》打破了传统立法模式，把侵权行为作为民事责任的法律事实，并把因侵权行为而承担的民事责任称为“侵权的民事责任”[5]。根据《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的十种责任形式，其使用于环境侵权民事救济上的主要有排除侵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主要是用于环境破坏）、赔偿损失等。这些方法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适用。显然，我国在环境侵权的民事救济上方法多样，运用灵活，堪称独具一格。因此，环境侵害诉讼中的受害者的诉讼请求应当比一般侵权诉讼案件的请求范围要广。
（一）基于损害赔偿的请求
在环境侵害诉讼中，损害赔偿因实用性强而最为常用，由于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弥补受害者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因此赔偿必须以实际损失作为确定赔偿金数额的标准。对于财产损害，应当实行全部赔偿原则，即必须赔偿直接和间接损失，也就是既要对现有财产的直接减少进行赔偿，也要对在正常情况下实际上可以得到的利益进行赔偿。对于人身损害则应当赔偿由此引起的全部财产损失，包括必要的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后的生活补助费、死者丧葬费和死者生前所抚养的人的生活补助费以及其它必要的费用。至于精神损害赔偿，目前仍存在着争议。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只有在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受害人才可以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而环境污染致人损害所侵犯的是人的生命健康权。依上述法律规定受害人则无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在司法实践中，确有因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被法院依法驳回的案例。笔者认为，在环境侵害诉讼中，应当允许受害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因为环境侵权对人的精神状态、健康状况、生活条件均有较大的影响，甚至可以通过遗传因素危及后代的身体健康。而这种已经形成的损害和潜在的危害，采用排除侵害等方法难以消除，而基于财产损害、人身损害的实际赔偿费用也远不能弥补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唯有借助精神损害赔偿给予经济上的赔偿和精神上的抚慰才比较适宜。基于我国民法对此类精神损害赔偿尚无规定，笔者认为，既然用物质形式作为对死者家属的抚慰金是可以的，那么以物质形式补偿受害者生活上、精神上的痛苦当然也是合理的。在立法上对此已有所突破。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32条的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死亡，所应当支付的抚恤费即带有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所以，在环境侵权的损害赔偿中，不应当仅局限于财产利益的损失，还应包括非财产利益的损失。
（二）主张环境权的诉讼请求
由于民法的保护对象主要是传统的、依附于“人”而存在的物权和人身权，所以就环境保护而言，民法对环境的保护是间接的，“民法方法的保护法益并不是环境本身这一点则是民法在保护环境问题上的重大缺陷”[6]。因此，现在许多学者呼吁应当加强环境法益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关于环境作为“公共财”的主体资格的研究，主张运用生态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等方法，从定量上确定环境自身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既然如此，当环境权受到侵害时（也许受害人并无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受害人能否以此为诉讼标的向法院主张权利，是值得我们探讨的一个新问题。在美国提起环境诉讼，法院并不坚持原告要具备身体伤害或财产损失的基本条件，只要原告能够提出某一行为将使其在美学性质上受到损害的事实，法院就可以受理案件。[7]笔者认为，环境权应当成为现代环境污染诉讼中的诉讼标的。这是因为，环境权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以个人环境权为例，包括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风景权、环境美学权，这些权利内容是传统的财产权、生命健康权及其他经济性、社会性权利所包含不了的。所以，环境权作为一种独立权利，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三）主张排除妨碍的请求
人类的生命、身体健康以及生态环境因污染或破坏而受到损害后，往往无法恢复，以金钱进行损害赔偿仅为消极、被动的事后补救性措施，环境侵害的排除（包括对即将发生的环境侵权的防止和正在发生的继续性、反复性环境侵权的除去）才是积极、主动的根本因应之道。因此，在环境侵害诉讼中应当树立充分预防的思想，保证受害者提出排除妨碍的请求，既可以基于该行为已经产生了实际的危害后果，也可以基于该污染行为虽然尚未产生实际危害结果，但已对环境、人体健康及财产损失构成了威胁的事实，而请求法院判决加害人排除这一威胁。因而，在请求排除妨碍的环境侵权诉讼中，妨碍事实是否已经导致了危害结果并不是构成该类诉讼的必备条件，只要妨碍事实已对受害人构成了实际威胁，受害人即有权提起排除妨碍的诉讼，法院应当受理并作出判决。
三、环境侵害诉讼中的证明规则
在传统的民事责任中，过错责任原则是自罗马法以来的普遍归责原则，而其面对环境侵权则束手无策了。因为，环境侵权的复杂性、潜伏性决定了其在主观状态上的认定是困难的。同时，就单个排污行为来说，在排放污染物达标的情况下，要求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有预见的义务显然行不通。然而，环境侵权危害面大，涉及人员众多，对社会的安定有着较大影响，要一味查明侵权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似乎是舍本逐末；保护环境和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尽快消除危害、恢复环境功能才是环境法理论和司法实践追求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无过失责任原则应运而生。所谓无过失责任，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只要对他人造成损害，无论行为人有无过失都应当对已造成的损害承担民事责任。无过失责任原则，消除了因无法判明主观状态导致的混乱，及时保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为各国环境法律广泛采用。为保障无过失责任的适用，环境侵害诉讼中的证明规则也呈现出相应特征。
（一）因果关系推定
传统民法理论认为：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是构成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基本要件之一。在环境侵害诉讼中，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是相当困难的。这是因为，损害的发生是经过较长时间的持续作用、多因素复合累积共同作用的结果。另外，污染物被排放到环境中，其浓度、含量、致被害人发病的分布和概率，以及有毒有害物质致病的机理等，涉及生物、化学、医学、环境科学等多种科学领域，需要做的工作量大、繁杂，而且费用高；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污染案件，限于目前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及污染形式的复杂多样性，尚无法科学的确定其因果关系。为此，国外学者先后创立了优势证据说、实施推定说、疫学因果关系说、间接仅证说。如优势证据说主张在环境诉讼中，只要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比另一方提出的证据更为优越，即达到了法律所要求的证明程度，因果关系便成立或不成立。事实推定说主张在环境诉讼中，因果关系存在与否的举证，无须以严格的科学方法，只要达到一定可能性程度即可。[8]我国法律中对因果关系推定尚无明确规定，但在环境纠纷诉讼案件的审理中已有所应用。
（二）举证责任的转移
传统的证据规则要求受害人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和支持自己的主张，否则就要承担败诉的风险。显然如果在环境侵害诉讼中也实行这一举证原则，无疑会使受害人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因为，受害人（一般是原告）常常因其财力不济或学识不足等原因，收集涉及污染者（一般是被告）商业秘密或高度专业化技术等方面的证据十分困难，而认定环境污染所须具备的复杂的科学技术知识，更是受害人自身缺乏的。为了保证污染受害者能够通过诉讼途径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世界各国大多采用了举证责任转移原则，来改变环境侵权案件中受害人在举证上的不利地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也规定对该类案件实行举证责任的转移，即受害人只需提出加害人污染行为已经发生并给受害人造成损失的初步证据，即可以支持其请求，至于污染事实是否确定存在，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具体事实则由被告负责举证。在环境侵害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的转移，反映了该类案件的特点和立法上对受害人权利的保护。
四、环境侵害诉讼中的诉讼时效
规定诉讼时效的意义在于稳定财产关系，以免其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有利于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加速资金流转，提高社会经济活力；有利于法院及时解决纠纷，如果没有时效的限制，年代久远的纠纷难以解决。但如果时效规定的过短，则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权益。在环境侵害诉讼中，由于环境侵害的潜伏期长、短时间内难以发现；要查明致害人，提起诉讼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环境侵害引起的民事纠纷的诉讼时效，应当与其他民事纠纷（包括环境资源破坏的民事纠纷）的诉讼时效有所不同。根据《民法通则》第141条的规定：“法律对诉讼时效另有规定的，依照法律规定。”《环境保护法》第42条将“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规定为三年，而不是二年或者一年。
综上所述，与传统的民事诉讼相比，环境侵害诉讼在诉讼主体的确定、诉讼请求的根据与范围、证明规则以及诉讼时效等方面均具有自身的特点。为此，我国应加强环境侵害诉讼理论与制度建构的研究，学习和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逐步建立和完善符合环境侵害诉讼内在特征的程序机制，切实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宋波（1976－），男，湖南岳阳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硕士研究生，从事经济法学、环境资源法学理论研究。
【参考文献】
[1] 王洪俊·中国审判理论研究[C].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280.
[2]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司法文件选编[Z].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0.29.
[3]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司法文件选编[Z].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0.27.
[4] 贾国华·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构成的特点[J].天津商学院学报，2000（1）：58.
[5] 王利明·民法新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517.
[6] 汪劲：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42.
[7] 陈宝林：现代法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276.
[8] 贾国华·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构成的特点[J].天津商学院学报，2000（1）：60.
On the Characteristic of Environment Infringement Procedure
SONG Bo
( THE SOUTH CENTR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 & LAW , HUBEI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in cases of environment , the defects of the traditional accusation system has become visible. It will be helpful for judges to settle dispute and to protect party's rights through researching the character of this kind of cases. This paper discusses about some issues about environment infringement cases. Such as definition of litigant party and ground and limits on claim rules of evidence and time limit of the case.
Key words: main body ; claim ; rules of evidence ; time limit of the case
黑龙江省黑河市人民政府


第4号


《黑河市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实施细则》已经市政府第8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实施。


市长：赵学礼

二OO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黑河市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城市园林绿化事业的发展，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净化、美化生活空间，增进人民身心健康，建设文明、整洁、优美的园林城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凡在黑河市城区总体规划内种植和养护树木花草等城市绿化美化的规划、设计、建设、保护和管理,园林设施、风景区，所有绿地、花草、树木及单位、居民绿化庭院，均属本实施细则规定管理范围。
第三条 城市绿化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市政府每年安排一定比例的城市维护费，用于重点绿化建设，增加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提高绿化覆盖率、绿地率和绿化水平。
第四条 一切单位和有劳动能力的公民都有履行植树绿化和保护绿化成果的义务。加强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各级各类学校应开展爱护花草树木的教育活动，培养青少年爱护环境的良好习惯。市区各单位职工及社会上其他具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应按国家有关规定，每人每年义务植树３－５棵，并履行其绿化义务。有条件的单位应进行垂直绿化。鼓励和提倡单位、公民栽植纪念性树木。
第五条 黑河市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细则的组织实施。
市建设、规划、房地产、物业、林业、环保、公安、教育、土地、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搞好绿化工作。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六条 城市绿化必须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按国家规定的审批程序批准后，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规划确定的绿化用地，不得擅自更改，确需改作他用的，必须经原批准机关批准，并在相应位置补足绿化用地面积。
第七条 城市绿化应当因地制宜，突出风貌特色，实行统一规划、配套建设、分步实施、各负其责的原则。坚持近期建设与远景发展相结合，新建区绿化面积不得少于总用地面积的30％；旧城区改造，绿化面积不得少于总用地面积的25％；其它单项建设的绿化面积不得少于建设总用地面积的 5％；单位附属绿地面积与占地总面积的比例要达到有关标准，原用地没有绿化改建项目和没有土地可供绿化的新建项目，根据具体情况，经绿化主管部门同意，可适当减少绿化面积或进行异地绿化建设。
第八条 个别建设工程（包括经批准的零星插建项目）绿化用地面积，达不到前款规定标准又确需建设的，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按规定收取绿化费，用于补偿异地绿化建设。
第九条 城市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风景林地、干道绿化带及主干道两侧大、中、小型单位绿化工程的设计方案，必须经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建设项目的主体工程与配套绿化工程必须同时设计。绿化工程设计方案须经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建设单位必须按照批准的绿化工程设计方案进行施工，设计方案确需改变时，须经原批准机关审批。
第十条 城市规划区内的新建、扩建、改建工程项目和住宅小区开发项目，其基本建设投资应当按有关规定的比例包括配套绿化建设投资，建设单位应在工程项目开工之前，将配套绿化建设资金列绿化科目专项使用或拨给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委托完成绿化建设任务。
第十一条 土建投资、审批、施工、竣工必须与绿化投资、审批、施工、竣工同步进行。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必须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
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在提出土建审批申请时，未按有关规定的比例提取绿化建设配套资金给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委托完成绿化任务的，必须按有关规定向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交纳保证金。在工程竣工之后的规定期限内，进行绿化达不到标准的，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用保证金为其绿化或异地绿化；未完成绿化任务的，应依法交纳绿化闲置费。配套绿化工程完成期限不得迟于主体工程完工后的第一个绿化季节。
第十三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必须由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
第十四条 城市绿化工程竣工后，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验收。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三章 保护和管理

第十五条 城市绿化管理遵循专业养护、统一管理和社会参与相结合的原则，具体办法是：
（一）城市的公园、公共绿地、风景林地、防护绿地、街道绿化及建设项目配套绿化，由城市绿化专业养护单位负责管理；
（二）苗圃、草圃、花圃、果园等生产绿地，由经营单位负责管理；
（三）单位和个人庭院绿化的正常种植、培育、繁殖、养护，由单位或个人自行负责；
（四）单位和个人门前责任段或责任区内的绿化，实行“包栽植”、“包成活”、“包管护”、“损失包补”的“四包”责任制，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部门负责监督检查；
（五）居住区绿地，实行物业管理的，由物业管理企业负责；未实行物业管理的，由街工委负责，也可由建设单位负责或者委托城市绿化专业养护单位负责；
（六）城市内及零公里以外的铁路、公路两侧部分林地、河渠两岸的绿化和部分郊区林地，由所管辖单位负责管理。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必须经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有关规定办理临时用地手续，占用单位或个人，应按规定向绿化主管部门交纳占用绿地费用和绿地挖掘赔偿费。临时占用绿地的期限不得超过２年。占用期满后，占用单位应当清场退地，恢复原状。
第十七条 在城市公用绿地内开设商服摊点，必须向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批同意后，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营业执照，在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地点和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并服从绿化主管部门的管理。
在城区内占用城市道路和公共场所进行经营活动的，由开办单位负责占用道路和公共场所内的一切绿化用地、花草树木、绿化设施的建设、维修和养护。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砍伐、移植和修剪城区内的树木。如特殊情况需要砍伐、移植和修剪的，必须经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有关规定补植树木和赔偿经济损失。
第十九条 禁止下列损坏城市绿化树木、绿地行为：
（一）在绿地内挖沙、采石、倾倒垃圾、排放污水、种地、打柴割草和放牧；
（二）摇树爬树、刻剥树皮、就树搭棚、架设电线、折损树枝、挖掘树根拴系牲畜、拉绳晒物、采花摘果等损害树木行为；
（三）践踏草坪、花坛、跨越绿地护栏和损坏绿化设施；
（四）在绿地和花坛内焚烧纸屑、杂物、堆放物料、乱倒废弃脏物；
（五）在距树木1米以内的地方堆放物料、设临时建筑物和距树木2米以内的地方挖窖、取土；
（六）其他有碍树木生长和损害绿地行为。
第二十条 市人民政府保护树木所有权者的合法权益。城市树木所有权按下列归属确认：
（一）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的树木，归国家所有；
（二）单位在用地范围内自行栽植养护的树木，按统一规划栽植的树木和在自管居住区栽植的树木，归单位所有；
（三）私有庭院个人栽植养护的树木，归个人所有；
以上3种树木所有权人不得随意砍伐。
第二十一条 由城市绿化行政管理部门统一管理的树木，在城市的各项建设中，必须采取保护措施。在建设用地上的原有树木需要砍伐、移植和修剪的，必须经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规定交纳赔偿费用，每砍伐1株，必须补栽5株以上胸径不少于5厘米的树木。
第二十二条 城市中的各类工程、管线、交通设施，应与树木保持适当距离，当树木生长影响管线安全或影响交通设施使用需要修剪时，必须经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由管线或交通设施管理单位，在绿化管理技术人员指导下进行有偿修剪，修剪费用按下列原则承担：
先有树木后建管线、设施的，修剪费用由管线及设施管理单位承担；
先有管线设施后植树的，修剪费用由树木所有权人承担；
树木和管线、设施分不清先后的，费用由双方平均分担。
第二十三条 因不可抗力因素致使树木倾斜，危及管线、设施安全时，须报请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方可扶正或砍伐。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树木，必须及时砍伐、更新。
（一）树龄已达到更新期或自然枯死的；
（二）有严重病虫害无法挽救的；
（三）严重枯朽或倾斜，防碍交通或危及人身、建筑物以及其他设施安全的；
（四）因其他自然原因需要砍伐或更新的。
树木属单位和个人所有的，树木所有者应及时报告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并按要求进行砍伐、更新。
第二十五条 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对“古树名木”统一登记管理， 建立档案， 制定保护范围，加强养护和管理。“古树名木”是指：针叶树木，胸径在50公分以上的或树龄100年以上的；阔叶树木，胸径在80公分以上的或树龄100年以上；稀有、珍贵的树木及具有历史价值和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古树名木”施以砍伐、移植、修剪、损伤、侵害等行为。因特殊情况需要砍伐、移植、修剪的，必须经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并报市人民政府和上级主管机关批准。
生长在公共场所的“古树名木”，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生长在单位或者私人庭院中的古树名木，由该单位或居民负责管理，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和技术指导。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对无故不完成植树或绿化任务的单位和个人，由绿化主管部门责令其补植或完成相应的绿化劳动量，并处以应尽义务价值１－２倍罚款；因特殊情况不能直接履行植树或其它绿化义务的，依据省政府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绿化栽植费用向绿化主管部门缴纳绿化费，由园林管理部门代植。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细则第十六条规定，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授权单位责令限期退还绿化用地，恢复原状，并按下列规定予以罚款：
(一)公民个人用于经营活动的，处以500-1000元罚款；
(二)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用于经营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处以3-5万元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5000-2万元罚款；
前款违法行为造成损失的，由责任者按价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细则第九条规定，绿化工程的设计方案未经批准或者未按照批准的设计方案施工的，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单位按有关规定，限期改正或采取其它补救措施。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细则第十七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在城市公共绿地内开设商业服务摊点的，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授权单位责令限期迁出或者拆除，并处1000元至5000元罚款，造成损失的，必须负责赔偿。
第三十条 违反本细则第十八条规定的，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单位责令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并处500-1000元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细则第十条、十一条、十二条规定的，建设投资未含绿化配套项目或资金，又没有委托其它完成绿化建设的属违法建设，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单位责令停止施工。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细则第二十条规定的，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单位责令停止侵害，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对情节严重的直接责任人员处以500 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由直接责任人员负责赔偿。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细则第二十五条规定，砍伐、擅自迁移古树名木或者因养护不善致使古树名木受到损伤或者死亡的，由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侵害，并处500-1000元罚款。
第三十四条 对违反本细则的直接责任人员或单位负责人，除按有关规定处以罚款外，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建议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依照本细则规定实施罚款处罚时，必须按照国务院《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六条 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未构成犯罪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细则由市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九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