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犯罪规律初探


在我国，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盗窃、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由于这种犯罪在犯罪主体上具有公职人员身份的特定性，在犯罪属性上具有以权谋私的滥权性，在犯罪心理上具有求无厌足的贪婪性，在犯罪对象上具有损害国家物质基础的公益性等特征，这就决定了这一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中外历史事实说明：轻者，表现为侵犯公共财产所有权,破坏市场经济秩序；腐蚀公职人员队伍，损害国家机关声誉；败坏社会风尚，诱发各种犯罪。重者，表现为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结构式腐败，甚至导致整个政权肌体的腐朽堕落，亡党亡国。所以，贪污犯罪是弄权谋利的政治腐败现象的重要表现之一。

追求物质利益，属于人的本性。国家公职人员要追求物质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其中大多数人把自己的牟利行为节制在政策、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少数人则会走上铤而走险，践踏法律，贪婪无度的犯罪道路。更由于贪污犯罪是一种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的"无本万利"的获利行为，故具有极大的诱惑性和刺激性。所以，贪污犯罪就成了历代统治者禁而不绝的痼疾。

贪污罪虽然是难治的"痼疾"，但它和其他事物一样，有其自身的发展变化规律。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时期，探索这个历史时期中贪污犯罪的规律，对于预防与惩治贪污犯罪，促进廉改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贪污犯罪的起伏规律
起伏规律，也称升降规律。贪污与其他犯罪一样，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呈现时起时伏、时高时低的规律。
(一)贪污犯罪起伏演绎的梗概
从新中国成立46年来的反贪史看，大体上是二个马鞍型的起伏态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为贪污犯罪的一个高峰期。建国之初，由于各级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公职人员中,留用了大批国民党政府的军政人员，其中一些腐朽贪婪恶习深的人，便利用新政权刚刚摧毁旧法统、新法规尚不健全的时机，与社会上的不法资本家相勾结，大肆进行侵吞、盗窃公共财产的贪污活动。有鉴于此，我中央人民政府于1952年4月21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反贪污为主要内容的"三反"、"五反"斗争，严惩了数以万计的贪污分子，枪毙了象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天津行署专员张子善那样极少数罪大恶极的贪污犯，击退了贪污分子和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取得了这场反腐败斗争的重大胜利。

1957年至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是贪污犯罪的低谷期。这个时期是我国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社会治安秩序稳定，公职人员清廉从政风尚良好，刑事犯罪明显下降，贪污犯罪的发案率极低，没有大的起伏，一般年份的发案仅有二、三千件。
1966年至1978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属于非正常状态，没有可供分析的可靠资料，故不列入研究范围。

1976年至1994年，是贪污呈波浪式上升期。这十多年来，是我国深入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变动、大发展时期，各种犯罪亦呈上升态势(改革前年发案率一般是3-5件／万人，个别年份6件/万人;而现在一般是5-7件/万人，高的年份达8-9件/万人，其中贪污分子钻新旧体制转换和法律不完备的空子，大肄进行侵吞、盗窃、骗取、私分公共财产的活动。这个时期的贪污犯罪与过去的贪污犯罪相比，有着明显的特点：一是犯罪总量呈波浪式的上升态势，平均年侦破贪污案件的均为1万件以上，多的年份达2万件以上，较之我国过去的低犯罪率相比，巳是成倍的增长；而个案的贪污数额，较之过去更是数倍、数十倍的增长。海口市一银行会计贪污案，数额竞达3344万元。二是贪污手段呈多样化、智能化趋。有的地方统计，贪污手段多达40余种。利用电脑贪污，从无到有，现在已不罕见。特别是一些公职人员钻法律的空档，走政策的边缘，制造模糊性行为，混水摸鱼，猖狂侵吞公共财产的事件突出。三是犯罪对象呈复杂化趋势。经济体制改革前，公共财产存在形式单一，侵犯行为易于认定。改革后的各种经济联合体、承包体、中外合资、合作体的财产公私交织、界限难分，性质难定。四是犯罪主体呈广泛化趋势。过去的贪污分子多为直接管钱管物部门的人员，而现在则波及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人员；过去的贪污分子多为管钱管物中有经验的中、老年人员，而现在则多是中青年，甚至有参加工作仅二、三月就贪污数万元的胆大妄为的青年；过去贪污分子多为掌管财物的一般工作人员，而现在县团级、地师级、省军级的领导干部也不少。
(二)起伏规律的诱因与抗制

从犯罪经济学的角度看，贪污是一种非法图利的行为。一个公职人员是否要铤而走险去贪污，至少取决于下述四个要素：一是贪污可能获益与受损的预期比例；二是贪污得逞条件的多少；三是贪污后可能被揭露的概率；四是惩罚的严厉程度。这就是说，凡是诱发贪污犯罪的因素强、犯罪条件好、被揭露的概率小，贪污犯罪就会活沃起来，反之，贪污活动则会有所收敛。由此可见，贪污犯罪的起伏规津，最终取决于贪污犯罪的诱发因素与对贪污犯罪控制因素的强弱对比。当诱发贪污的因素强于控制贪污的因素时，贪污犯罪就会呈上升态势；当诱发贪污的因素与控制贪污的因素势均力敌时，贪污犯罪就会呈现平缓而无大起大落的态势；当诱发贪污的因素弱于控制贪污的因素时，贪污犯罪就会呈下降态势。
当前，我国还处在诱发贪污的因素强于控制贪污的因素的时期，故贪污犯罪仍呈现波浪式的上升态势。
贪污诱发力增强的主要因素有:
其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性的物欲充分解放，"一切向钱看"观念普及人心，加之社会分配不公，诱发和刺激了利用职权贪财的动机；

其二，新旧体制的摩擦、碰撞，经济运作机制与法律监督机制不健全；官僚主义与玩忽职守普遍，"小金库"林立，真空和漏洞随处可寻，利用权利摄取财物的机遇增多；

其三，执法水平、侦查装备、办案经费不能适应与贪污犯罪作斗争的需要，犯罪成本少而得逞率高，破案率低而"风险小"，强化了这种"无本万利"的贪污犯罪的吸引力。
贪污控制力减弱的主要因素有：

其一，立法滞后，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联合、承包、租赁、金融、证券、竞争等领域中出现的一些新型侵吞公共财物的行为，又缺乏法律规范，界限模糊，性质难定，客观上放纵了贪污蔓延；
其二，政治思想工作虚化，一些公职人员缺乏正确的世界观，失去精神抗体，追逐"高消费热"、"攀富热"，成了"无官不贪"意识的俘虏；
其三，社会综合治理不落实，"唱功好，做功差"，没有把政治、经济、监督、惩罚等各方面的抗制贪污的措施形成合力，预防犯罪的疏漏太多，失控面太大。

我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基于上述两种因素力量对比而出现的贪污发案率较高(相对于过去的低发案率而言)的态势，这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社会学原理认为，一种运行模式向另一种运行模式迁跃的社会转型期，必定有一个"磨合"过程。只有"磨"才能"合"。磨合是在动态中进行的，"磨"的过程会有一定的'振荡"和"痛苦"，要付出一定代价是不可避免的。贪污发案率低，并不能证明体制就好，经济发展就快，贪污发案率相对较高，并不能证明体制不好，经济发展会慢。我国改革、开放前贪污犯罪少，而经济发展缓慢，而现在却相反，这就是一个历史见证。作者在这里并不是主张贪污越多越好，而是说明贪污犯罪的起伏规律并不是政治、经济体制是否优越的表现，而仅是诱发贪污因素与控制贪污因素力量对比的反映。只要我们能及时研究诱发贪污犯罪与控制贪污犯罪两极因素的循环的态势，不断强化控制贪污犯罪因素，削弱诱发贪污犯罪因素，按照两极循环服从优势的规律，就能达到预防与减少贪污犯罪的目的。所以，降低贪污犯罪率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综合治理，减少贪污发生的条件，使欲行贪污者在获益率极低、受损率极高的现实面前怯步。
2、贪污犯罪的辐射规律
贪污犯罪，自古有之。贪污发生的地区和部门，则是相对的。我们这里所研究的贪污辐射规律，是指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这个特定时期贪污犯罪走向的轨迹。
(一)贪污犯罪的部门辐射规律

所谓部门辐射规律，就是指贪污活动在不同系统、行业中的运行轨迹。我国司法部长肖扬在研究贪污贿赂犯罪的部门流向规律时指出：大致是"生产、经营型的经济部门一社会服务性事业部门→生产资料与生产要素的行政管理部门或行政性公司→经济监督与行政执法部门→司法机关与党委机关"。①

近十多年来，我国贪污犯罪呈波浪式上升趋势，其"源头"始于生产、经营型的经济部门。这些部门的公务人员受"物质诱因"的影响最为直接，利用职权攫取公共财物的机遇最多，加之，在新旧体制转换中，经济秩序不很稳定，对生产经营部门监督机制相对弱化。故在80年代初期，这些部门的经理、厂长、会计、出纳、采购、销售、供应人员中贪污犯罪突出，成为贪污犯罪的"重灾区"。紧接着，贪污"风潮"波及的是与生产、经营部门密切相关联的社会服务性事业部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实施，社会服务性事业部门，逐步走上了有偿服务、讲究经济效益的轨道。作为社会的利益主体之一的服务部门，便受到与生产、经营部门相同的"物质诱因"的刺激，成为继生产、经营部门之后的贪污犯罪的多发部位。

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中，在某些方面具有严重"短缺型"的特点。而管理这些短缺的生产资料和其它生产要素的部门，便成了需求者的"上帝"，为竞争"紧缺物资"、"短线产品"和生产要素而大显神通、不择手段，甚至金钱、美女都给"霸主"献上。在监督不严，防范不力的情况下，这些部门必然会滋生更多的贪污犯罪分子。

接下来贪污辐射对象便是对生产、经营和服务性事业单位的活动行使监督、管理职权的经济监督部门和行政执法部门。然后再逐渐渗透到司法机关和党政机关。贪污犯罪为什么要辐射到执法部门和党政领导机关?这是社会分配不公和部门比较利益均衡化的必然结果。从一个社会而言，如果一些部门的工作人员收益丰厚，而另一些部门和工作人员收益低微，无论这种收益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只要这种现象长期存在，就必然会导致相互攀比，并千方百计追求利益均衡化的趋向发展。要实现利益的均衡化，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手中人权、物权、财权、司法权去捞钱，于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现象恶性膨胀。这些部门贪污犯罪的蔓延，便是采取非法手段妄图实现利益均衡化的一种表现。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第五次全体会议和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切实加强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

安委办明电〔2011〕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委员会，国务院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有关中央企业：
　　1月18日，国务院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温家宝总理在部署一季度工作时就安全生产工作再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岁末年初是各种安全事故的高发期，要高度警惕，切实加强管理；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大责任追究力度；突出抓好煤矿、交通运输、烟花爆竹、化工等重点行业安全监管，加强学校、商场等公共场所安全防范，全力做好交通安全、建筑安全、消防安全、学校安全、娱乐场所安全工作，查找隐患，堵塞漏洞，坚决遏制各类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严格节日期间值班制度，保持安全生产信息畅通，及时处置各类紧急情况。张德江副总理在国务院安委会全体会议和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上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并就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遏制各类事故尤其是重特大事故的发生，确保全国各族人民过一个安全、欢乐、祥和的节日，实现“十二五”时期安全生产工作良好开局，现就有关事项紧急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切实增强搞好安全生产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进入2011年以来，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1月1～19日，全国发生各类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94起，同比增加12起、上升14.6%，其中：较大事故90起，同比增加12起、上升15.4%；重大事故4起，同比增加1起、上升33.3%。事故涉及多行业、多领域：道路交通61起、消防火灾7起、渔业船舶5起、烟花爆竹6起、煤矿2起、危险化学品3起，中毒、触电、坍塌、高处坠落、锅炉爆炸等事故10起。特别是山东省日照市“1·3”渔船被撞沉重大事故，10人下落不明；河南省许昌市平顶山客运总公司“1·11”重大交通事故，死亡16人、受伤23人；湖南省长沙市高叶塘西娜湾宾馆“1·13”重大火灾事故，死亡10人、受伤4人；湖北省武汉市康宏实业公司服装厂“1·17”重大火灾事故，死亡14人、受伤4人；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1·12”烟花爆竹爆炸事故，死亡9人、受伤2人；中石油吉林石化矿区“1·17”天然气爆炸，死亡3人、受伤30人；中石油抚顺石化公司石油二厂“1·19”闪爆事故，失踪3人、受伤52人等7起事故造成伤亡人数多、社会影响大。以上事故暴露出一些地方和企业非法违法、违规违章行为和“三超”现象仍未得到遏制，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现场管理不严格、隐患排查治理不彻底，监督管理不到位等突出问题。
　　各地区、各相关部门和各单位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高度的警惕，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尤其是重特大事故的发生。
　　二、突出重点行业（领域），认真排查治理隐患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各单位要针对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特点，针对煤矿、非煤矿山、交通运输、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特种设备、建筑施工、消防和人员密集场所等行业（领域），认真开展安全大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一）切实抓好煤矿安全工作。要突出煤矿安全这个重中之重，进一步强化煤矿安全管理和监管监察，切实加强“一通三防”管理和防治水工作，严禁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生产，严查非法违法生产行为。节日检修的煤矿要制定并严格落实检修技术安全措施，节日停产放假的煤矿要保持瓦斯检查、通风、排水等工作正常运行，严防因停风和停排水滋生新的事故隐患，节后复产要严格进行验收，达不到标准不得复产。
　　（二）加强交通运输安全监管。各级公安、交通、铁路、水运、民航、安全监管等部门要针对春运期间的特点，加大专项检查力度，强化对交通运输各环节的安全监管，尤其要加强对交通运输企业、重点路段的监督检查，严防超员超速、疲劳驾驶和无证无照、酒后驾驶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要根据客流量和气候特点，精心组织运力，并做好雨雪降温天气应对工作。要强化车站、码头、机场的安全检查措施，坚决防止乘客携带易燃、易爆、剧毒等危险物品进站上车（船、飞机），确保“春运”安全。
　　（三）全面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要切实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行为，严防非法窝点死灰复燃，严防企业节前突击生产；要建立烟花爆竹安全监管联合执法机制，全面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严防零售点连片经营、超量储存和违法违规经营和运输，严防不合格产品和违法产品流入市场；严格审查焰火晚会烟花爆竹燃放方案，教育引导群众文明安全燃放烟花爆竹。
　　（四）高度重视消防安全工作，加强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管理。要针当前火灾易发、高发等特点，加强高层建筑、在建工程、地下工程、石油化工等领域及学校医院、社会福利机构、宾馆饭店、商场网吧、娱乐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要认真组织开展火灾隐患大排查大整改，严防火灾事故。要认真落实人员密集场所和大型集会活动的安全责任制，特别要加强对人员密集场所、文化娱乐场所和大型集会活动的安全管理，严格制定并落实各项应急预案和安全保障措施，严防火灾、踩踏等群死群伤事故。
　　（五）要加强非煤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的安全监管。要继续抓好金属非金属矿山特别是井工开采矿山、尾矿库、排土场等的巡查、监控，严防透水淹井、尾矿库垮坝、排土场坍塌及炮烟中毒等事故发生。要加强石油化工企业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严防油气井井喷失控、平台倾覆、油气泄漏、闪爆等事故发生。要继续抓好危险化学品专项整治工作，强化危险化学品运输安全监管，严防危险化学品丢失、泄漏、污染和爆炸等事故发生。
　　（六）加强对民用爆炸物品、特种设备、渔业船舶、建设施工等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管，深入排查治理隐患。要认真开展民用爆炸物品“四超”（即超员、超量、超产、超时）、“三违”和民爆火工品专项整治，加强对渔业船舶持船舶检验证、船舶登记证、捕捞许可证（捕捞渔船）、进出港签证编队生产、持证上岗等制度落实的监督监管；加强对锅炉和大型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日常维修保养，严格起重机械登记建档、检验、检测、安装、租赁、维护、保养和使用；要以预防坍塌、高处坠落事故为重点，进一步强化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整治，着力建立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
　　三、严格落实责任，切实加强安全管理和监督
　　（一）要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强化企业出资人、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第一责任者的责任，严格落实煤矿、非煤矿山领导带班下井和企业领导干部现场带班制度、企业安全生产承诺制度、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和重大危险源监控制度，严格落实企业现场带班人员、班组长和调度人员在遇到险情时第一时间下达撤人命令的决策权和指挥权。各类企业要高度重视节日期间的安全生产工作，主要负责人要亲自部署，强化企业各级各类人员的安全责任管理，把安全责任层层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和每个职工。
　　（二）要确保政府和部门监管责任落实到位。围绕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安全生产行政首长负责制，建立完善地方各级政府和各相关部门领导安全生产“一岗双责”制度，要坚持“谁主管、谁负责”、“谁发证、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重大隐患治理挂牌督办制度，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配合、分口把守，紧紧盯住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和重点单位，落实安全监管责任。要转变工作作风，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关口前移、重心下移，抓实抓细抓出成效。
　　四、加强应急防范和值班值守，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针对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特点，各地区、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切实增强预案针对性和操作性，做好应急组织机构、救援队伍、装备、物资等应急资源的落实；要健全完善应急协调联动和快速反应机制，确保遇有突发事件能及时有效进行处置。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生产经营企业防灾抗灾工作的检查指导，严防自然灾害引发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高度重视节日期间值班值守工作，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到岗带班和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要严格执行事故信息报告制度，全面做好生产安全事故和其他紧急突发事件的信息报送和处理工作，确保事故信息和其他重要信息及时、准确上报。
　　各地区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狠抓落实，及时将本通知精神传达到地方各级安委会及相关部门、各生产经营单位，切实把各项安全生产工作抓实抓细抓好。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