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证人拒证权的价值理念

吴丹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部 湖北武汉，430074）


摘要：证人出庭作证乃是现代诉讼制度的要求，但在特定条件下赋予证人拒绝作证特权则是这个原则的例外。本文试图通过评析中外刑事诉讼中关于证人拒证权的规定，探寻其内在的价值理念和立法精神，为我国应否建立拒证权制度作出了独立的理论思考。
关键词：刑事诉讼 证人拒证权 价值理念


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审判制度的必然要求。各国的刑事诉讼法律普遍规定了证人如实作证的义务和违反义务的制裁措施。然而另一方面，大多数国家又赋予了特定身份的证人对作证义务的免责权，即证人在法定情形下享有拒绝作证的特权，包括近亲属关系拒证权、职业秘密拒证权、公务秘密拒证权等等。反观我国刑事诉讼中则根本没有证人拒证权的影子，诉讼法学界对其探讨也较少。有人曾认为证人拒证权是“封建法律亲亲相隐原则的继续，并不符合现代诉讼法的精神”，[1]而对国外关于公务秘密，神职人员的职业秘密等可以享有拒证权的规定，则更被认为是 “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2]笔者认为这种带有偏见的认识态度本身就存在问题。
近两年来，逐渐有学者提出在我国应当确定证人拒证权制度的建议，[3]这是令人欣喜的现象。但是，由于没有深入探讨该制度背后深厚的社会根源和价值基础，没有从法理层面揭示该制度所蕴涵的法理理念和追求的价值目标，这些建议未免因理性思考不足而缺乏论证说服力。其实，任何一项制度的建构均非空穴来风，只有很好地把握其折射的价值理念以及在我国的现实合理性，方能真正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
一
证人拒证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代历史上亲属相“容隐”的传统。在西方，古希腊的宗教和伦理就反对子告父罪，而古罗马法中关于亲属相容隐的规定则更多，甚至亲属之间相互告发都要丧失继承权。但严格来说，这种规定还不是拒证权，因为法律不是在赋予特定人拒绝作证的特权，而是在设定不能作证（或告发）的义务。及至发展到近现代，西方刑事诉讼法律中已普遍规定了亲属或同居人之间享有拒绝作证特权（privilege），成为各具特色的拒证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证人的作证义务相携而行。我国古代的封建制法中，同样有“亲亲相容隐”的规定，而且从汉朝到清朝，容隐制的范围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乃至民国时期的刑事诉讼法律中仍有这种规定。如1935年的《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近亲属得拒绝证言，其自愿作证者不得令具结，司法官不得询问恐证言有害亲属而不愿证之人。”这种制度的源远流长与儒家思想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宗法传统是相关的，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就理所应当地消失了。然而，人为地抛弃一项制度并不等于切断了制度长期存在的社会基础。实践中大量存在的证人拒证现象中就有一部分是出于对亲情伦理的考虑，证人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我是否应该出庭证明我的家人有罪？法律同样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是否对所有拒绝作证的人都要进行同样的制裁？还是让我们透过历史的迷雾，分析一下法律与人情的冲突。
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家庭，家庭的和谐与安定维系着社会的秩序与稳定。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以及近亲属之间的关系是构成家庭的基本关系，一旦这些关系遭到人为的破坏，则不仅危及家庭的存亡，还会积聚成社会动荡的隐患。从人的生存角度出发，任何人都不能公然挑战其存在的人情环境和基本社会关系；而从伦理道德角度出发，人也不可能义无返顾地抛弃亲情关系，否则他可能会付出惨重的名誉代价。这种冲突构成了社会基础关系的矛盾状态，家庭和社会正是在这种张力中得以维持总体稳定。法律虽然可以介入这种关系，但显然不能无止境地扩展其疆域，一旦它违背了人们最基本的感情利益或社区价值观念，则必然会受到人们的抵制和规避，导致法律规定的流于形式。因此，法律不能忽视社会的人情基础，不能苛求任何有感情的人的所谓“觉悟”。试想，如果夫妻之间的秘密交流在他日会被迫成为庭上证言，婚姻关系还有何安全感？如果法律要求每一位父母都能“大义灭亲”，那么源于人类本能之爱是否会有朝一日丧失殆尽？
所谓“爱亲之谓仁”（《国语·晋语》），亲属之爱乃一切爱的起点，是人类感情联系的基础，在亲属之爱与其他利益相冲突时，法律能强迫有感情的人置亲情于不顾吗？反思中西方古代对亲属相容隐的如此相似的规定，难道我们还感觉不到其背后有着共同的社会理念在支撑？法律是要为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考虑还是为家庭纠纷的激化推波助澜？国外对证人基于亲属关系的拒证权的设置正是表明了法律在必要的时候也应该向社会的基本人情（亲情）作出一点让步。“屈法以伸伦理”，只是法律对情理的有限妥协，并不能想当然地就认为是与现代诉讼精神不符的，因为现代刑事诉讼中的亲属拒证权虽然源于古代亲亲相隐的传统，但法律早已赋予其合理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不应为我国刑事诉讼法所排斥。
二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权保障观念的进一步加强。从“任何人无义务控告自己”的古老格言到美国宪法中“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再到现代西方刑事诉讼中普遍的拒绝作不利于己证言的特权。证人拒绝自证其罪权（The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逐渐得到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和接受。
在中西方诉讼发展史上，口供都曾经被作为“证据之王”而受到侦查机关的青睐，特别是被告人的口供，更是获得定罪根据的绝好途径。但是人类司法文明发展到今天，刑讯逼供已经被世界各国法律所明文禁止，任何人不受自证其罪原则的确定与否，不仅体现了一国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方面价值冲突的选择态度，也反映了一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证人的人权状况和刑事诉讼的文明程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尽管从打击犯罪的角度来说，赋予证人拒绝自证其罪权，可能会丧失一部分证明被告人有罪的重要证言，给侦查工作带来更大的难度，甚至导致有的犯罪人逃避惩罚；但从保障人权角度来说，则主要在于从制度上防止侦查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刑讯逼供行为，避免无罪的人受到定罪和判刑，所以它有助于保障被告人的人格尊严不受到非法侵害，体现了诉讼的文明与进步。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现代大多数国家都规定了证人享有拒绝自证其罪的特权，甚至把它上升到了宪法的高度。然而在我国，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则“应当如实回答”，这种义务使得它在诉讼过程中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等于只能为控方追诉提供证据，这对辩方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实际上，为了从被告人和证人那里获得口供和证言，侦查人员是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因此可以说否定拒绝自证其罪权乃是我国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根源。刑事诉讼发展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人权保障不断发展的历史。法律从忽视个人的地位到重视人的权利和价值，是人类对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冲突作出的理性选择。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已由过去的注重惩罚犯罪，转向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犯罪控制观”曾经畸重的国度，确立证人拒绝自证其罪权显然具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导向性的价值作用。
三
证人拒证权在西方诉讼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关于职业秘密的拒证权。例如在律师与委托人之间，医生与病人之间、神职人员与信徒之间的秘密交谈和通信，如果涉及诉讼要求作证，律师、医生、神职人员等特定职业的人员可以拒绝提供证言。
按照我们的简单理解，如果律师知道其委托人涉案的秘密情况，通过律师的证言获取该案证据可以说是一条捷径，那法律为何要舍近求远呢？美国证据法专家华尔兹教授作了一个经典性的解释，他认为这种特免权存在的一个基本理由是：“社会期望通过保守秘密来促进某种关系。社会极度重视某些关系，宁愿为捍卫保守秘密的性质，甚至不惜失去与案件结局关系重大的情报。”[4]在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法律与职业道德的冲突，证人因职业秘密而享有免证权说明了西方法律以牺牲探求真实为代价而对职业道德和特定社会关系所作的让步。毕竟“还存在着比准确的司法更为重要的东西”，他们认为，为了保护这些特定的交谈关系，“这个代价并不是特别大”。[5]强迫律师、医生和神职人员应当就自己通过职业渠道所知的当事人的秘密在公开法庭上作证，那自然会出现更多的有罪判决，但当事人委诸他们的良好信任感不就顷刻间粉碎了吗？以后又会有谁会完全放心地向他们陈述自己的案情（病情）和个人秘密呢？那么这些职业的前景自然就岌岌可危了。而从当事人的角度说，职业秘密乃是牵涉其个人隐私的重大事项，如果检察官可以不顾当事人的强烈反对而随意把律师、医生或牧师置于证人席上并且要求他向法庭透露当事人的秘密，那么任何人的隐私都有可能面临最严重的威胁，当事人生活也会充满不安全感。他与上述从业人员的交流就不可能再如此坦诚，而更多的是“保留、隐瞒、忧虑、猜疑与害怕”[6]。所以，为了保护一些十分重要又具有机密性质的职业关系，保护当事人的隐私不被随意泄露，各国都普遍规定了关于职业秘密的拒证权，只是在具体范围上略有不同而已。
世界刑法学会第十五届大会《关于刑事诉讼法中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4条规定：“一切证据调查必须尊重职业秘密特权”。[7]而联合国大会1990年批准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2条也规定了“各国政府应确认和尊重律师及其委托人之间在专业关系内所有联系和磋商均属保密性的”。但是，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律对此却没有相应的规定，特别是律师不享有证言特免权。在实践中有的律师如果基于职业道德和执业利益不愿透露当事人的秘密，则很可能被检察机关认为涉嫌刑法第306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或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罪）而成为当前不完善的证人制度的牺牲品。
四
与职业秘密这种私人信托关系相对的还有一种公务秘密关系。基于公务秘密而设的拒证权也日益被世界上许多国家纳入证人拒证权制度的体系之中。如果公职人员所知晓的案件情况或掌管的资料属于公务秘密，泄露这一秘密会招致公共利益的损害，则该公职人员享有免于作证的权利。
在现代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一国的公务秘密不仅事关一个执政政府的安危，还可能引起社会秩序乃至国际局势的动荡变化，所以各国对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秘密都是持非常慎重态度的。这反映在刑事诉讼中就是赋予特定的公职人员关于公务秘密的拒证权，而且这种拒证权一般来说是不能放弃的（除非政府有特别授权）。这里存在着一种利益冲突，即某一特定案件所涉的当事人的利益和公共利益、追求个案真实的利益与国家安全的大局利益。显然，前者对后者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于是牺牲前者较小的利益而保护后者较大的利益就在情理之中了。但是，如果要求公职人员提供的证据是与旨在推翻现政权等犯罪有关的事实、情报或文件，则是该拒证权的例外情况，因为此时利益的衡量呈现了相反的趋势，惩罚这种危害国家利益的犯罪可能更有利于维护国家与社会的安全。所以从根本上说，关于公务秘密拒证权的设置乃是基于对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考量。
需要探讨的是，虽然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关于公务秘密的拒证权不存争议，但有的学者以其他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第2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第15条）中有近似的规定，而认为我国已经承认了该项拒证权，[8]笔者不敢苟同。上述行政法中的规定的外交人员的证言豁免权是适用于外国公民的，应当属于外交特权与领事权的组成部分，把它归入我国的证人拒证权未免太过牵强。另外，从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第45条第2款、第152条第1款）来看，我国法律虽然为防止泄露国家秘密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如“不公开审理”），但并非通过证人拒证权的形式，其规定仍是不完备的。
五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无论是基于亲属关系的拒证权、反对自我归罪的拒证权，还是基于职业秘密的拒证权、公务秘密的拒证权，都是基于特定的价值目标，乃是利益权衡的结果。从总体上说，证人拒证权的设置乃是基于以下三方面因素的考虑：
第一，证人拒证权是基于保护特定社会关系的宏观考虑。法律要求证人履行作证义务主要是为保证刑事诉法的顺利进行，完成惩罚犯罪的目的；而法律同时又对这种义务作了例外规定，乃是在权衡社会价值的基础上，考虑到婚姻家庭的稳定、律师制度的贯彻、宗教对社会的影响、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以及国家利益的维护等。这些利益和社会关系可以说是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事关特定家庭、特定行业的稳定，而且与整个社会关系的巩固息息相关。以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拒证权的规定体现了“法律是有代价的实践”的理念，即要求我们进行一项法律实践，追求一个法律目标时，要进行适当的代价或成本的耗费的分析。[9]是失去某些重要的社会关系而强令证人公开这些信息以求得案件的迅速处理，还是不公开这些信息以维护既存的、稳定的社会关系？法律对价值的选择过程说到底就是人类理性对利益的权衡过程，牺牲较小的、个别的利益乃是为了保全更重大的、基本的利益。
第二，证人拒证权是基于平衡证人作证义务与作证权利的立法考虑。证人承担义务和享有权利的统一是法理中关于权利义务关系的具体体现，法律显然不能只规定前者而忽视后者。我国既存的诉讼价值取向往往过分强调证人作证的义务而回避对证人权利的规定。目前普遍的现象是证人出庭难，所以人们更多地把目光投向如何保证证人出庭上，甚至不惜用强制措施。然而在拒绝出庭作证的人当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并不能怪法院对作证义务执行不力，而确实是由于证人有难言之隐，如本文所说种种理由，对他们法律来说的规定未免太过苛刻。现行的证人制度根本不可能弥补证人被迫作证遭受的感情上、经济上和名誉上的损害，法律根本就无视他们拒绝作证的正当理由。我们是否该冷静地审视证人作证义务与作证权利的失衡状态？面对这种日益被动的局面，赋予证人拒证权可以说是对证人权利保障的最重大的措施之一。
第三，证人拒证权还是基于对证人困境和证言真实的现实考虑。特定关系中的证人面对作证义务和对他人情感(或职业道德)的两难困境，很难会有什么两全之策，结果往往是：要么宁可违背作证义务拒不出庭，要么极不情愿地出庭，但不陈述实情。这结果都是会导致于己不利的惩罚，实际上对证人制度是非常有害的局面。因此，法律对证人“基于某种关系，致其证言义务与良心抵触，难期正确，乃免除其证言义务”[10]乃是最现实的考虑。法律如果强迫这种证人提供证言，那么基于上述困境，即使证人提供了证言，其真实性也是极不可靠的，甚至有可能误导侦查机关。与其如此，还不如赋予这些证人拒证权，解除他们在法律与良心上冲突的矛盾，未尝不是从另一角度对刑事诉讼证据中追求真实的一种促进。

文章来源：《律师世界》2001年第9期


《司法解释（四）建议稿》最近在北京大学法律信息网公布。[1]该“建议稿”的最大特点，就在于突破了以往司法解释的“禁区”或“冷门”，以大量条文规范身份关系的诉讼程序和实体问题。包括婚姻行政案件与民事案件的界限、婚姻登记程序瑕疵纠纷的诉讼路径、婚姻案件的合并审理、婚姻无效案件审理程序和再审、离婚案件涉及婚姻效力确认的再审、判决离婚案件再审的范围、协议登记离婚无效的救济、身份关系案件诉讼的基本原则等。这些内容与以往司法解释和目前的司法实践相比较，可以说具有“革命性”。比如，把婚姻行政案件限定在单纯的婚姻登记违法侵权范围内、婚姻效力纠纷与离婚据分应当合并审理、婚姻效力纠纷和“被离婚”案件可以再审等等，都是以往没有涉及的内容。对登记程序瑕疵婚姻效力的否定，也提出了严格的标准，并列举八种婚姻不成立的情形，以便限制随意否认瑕疵婚姻效力。同时，对于身份财产，包括房屋产权、夫妻债务等疑难问题，也有诸多建设性意见。概括起来，“建议稿”的亮点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界定了婚姻行政案件与民事案件的范围

婚姻行政案件与民事案件的关系一直纠缠不清，“建议稿”第一条将婚姻行政案件界定在单纯的婚姻登记行政违法侵权范围内，凡涉及婚姻效力判断的案件，属于民事案件审查范围。

凡涉及婚姻效力判断的案件，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均难以解决，即都存在法律障碍和功能性障碍。

另外，尽管有些瑕疵婚姻通过行政诉讼撤销了，但这并不意味行政诉讼可以解决瑕疵婚姻。且不说行政诉讼受理和撤销是否符合法律。假设某一婚姻确实该撤销，那也属于“歪打正着”。因为所谓行政诉讼可以解决的瑕疵婚姻，仅仅具有偶然性，即只有在某些特定条件才有可能。这些特殊条件至少有：

1、婚姻登记机关必须存在过错或违法；2、没有超过行政复议或诉讼期限；3、婚姻登记违法行为足以否认婚姻效力；4、不存在与之相关的其他婚姻形态需要同时确认；5、不存在民政机关拒不举证、拒不到庭等情形。

然而，同时具备上述条件的案件并不多。据统计分析，有90%以上的案件，行政登记机关尽到了法定注意义务，并不存在过错或违法；有95%以上的案件超过复议或诉讼期限；有80%以上的婚姻瑕疵不影响婚姻效力；需要判断再婚是否善意、民政机关不举证等情形也时有发生或存在。那么，在上述登记机关无过错、超过诉讼期限等诸多情形下，行政诉讼都无法解决或无法通过行政程序解决。比如，婚姻登记机关不存在过错或违法时，将这样的案件作为行政案件，登记机关则成为“无责被告”。这样的行政审判则偏离了行政诉讼的宗旨，丧失了行政审判监督行政机关的意义。事实上，行政诉讼可以解决瑕疵婚姻的范围极其有限。

婚姻登记瑕疵纠纷所争议的焦点并不是登记行为是否违法，而是违法瑕疵是否影响婚姻的效力，能否产生婚姻的法律效果，所涉及的实质问题是婚姻效力。婚姻效力属于民事审查范围，民事诉讼解决婚姻效力纠纷具有科学性和优越性。

二、提出了判断瑕疵婚姻效力的标准

“建议稿”第三条将婚姻不成立限定在不符合婚姻成立要件和违反婚姻本质范围内，并列举了八种具体情形。
在司法实践中，否认瑕疵婚姻效力的范围有扩大化现象，如不违背本人结婚意愿的他人代办登记婚姻、跨管辖区域登记婚姻、登记身份错误等，都被视为违法而撤销。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对婚姻本质把握不够；二是左的思想影响。曾几何时，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一般财产合同效力的否定也是如此，凡合同有违法瑕疵者一律认定无效或撤销。但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做法并不妥当，从而形成了否认合同效力的严格标准。实际上，否认婚姻效力的标准应当更为严格。因为婚姻属于身份关系，并涉及子女、财产等诸多法律效果，随意否认则危及社会安宁，损害当事人权益。因而，各国法律对无效婚姻所采取的都是列举式立法模式，以限制随意扩大无效婚姻的范围。而且即使有法律列举的无效情形，也并非一概认定无效，仍有阻却无效的事由。如重婚、禁婚疾病消失，已经达到婚龄者，均不得再主张婚姻无效。有些国家甚至还规定，即使没有达到婚龄，但女方已经生育或怀孕，也不得再主张婚姻无效。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法律对无效婚姻的谦抑性。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反映婚姻本质，维护婚姻稳定。因而，对于瑕疵婚姻不能轻易否认其效力。
三、解决了离婚无效的救济途径和判断标准

由于立法缺失，离婚有效与无效一直是一个司法难题。“建议稿”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分别提出了通过民事诉讼请求法院确认离婚无效或离婚不成立之诉，解决协议离婚效力纠纷；适用类推解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协议登记离婚、当事人被胁迫登记离婚效力问题；对于不适用类推的其它协议离婚效力，则从离婚是否违背当事人意愿和离婚程序是否完成两个方面判断。

四、提出了婚姻无效、“被离婚”等案件的再审问题

婚姻无效、离婚案件能否再审，一直是一个禁区。 “建议稿”第六条、第七条、第十一条分别规定婚姻无效、离婚案件涉及婚姻效力确认的案件、“被离婚”案件均可再审。

（一）“被离婚”再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目前比较突出的“被离婚”，其再审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

1、具再审的有必要性。目前“被离婚”的现象越来越多，如谎称一方下落不明或雇人冒充一方婚姻当事人进行虚假诉讼，造成一方当事人在根本不知道的情况下“被离婚”。 这既有一般婚姻当事人，也涉及企业名人。如据媒体介绍，钢铁大亨杜双华的妻子宋雅红也有“被离婚”之嫌。不论其报道“被离婚”事实是否成立，这类离婚案件能否再审，亟待规范。而且有些案件，没有再审程序，则难以有效解决。

如某法院审理一起离婚案件， 女方雇人假扮其丈夫在法院离婚了。后丈夫知道后找到法院，法院收回了女方的离婚法律文书，并向丈夫道歉。

实际上，收回判决书或调解书不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法定方式，弊端甚多，正确的途径应当是再审。

2、具再审的可能性。对于一方“被离婚”案件，其再审与一般离婚案件的再审目的不同，多数并非主张恢复婚姻关系，而是通过再审否认离婚效力，重新确认“被离婚”期间的财产性质。 即使有个别案件，一方希望维持婚姻关系的，但如果没有维持可能，法院仍然可以根据他方请求判决离婚。这与一般离婚案件申请再审，以达到恢复婚姻关系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

（二）婚姻无效案件再审的必要和可能性

“建议稿”不仅规定无效婚姻可以再审，而且在第七条还规定“离婚案件涉及婚姻效力确认的的案件，也可以再审 ”。

有些离婚案件，实际上是两个诉：一个是婚姻效力确认之诉，一个是离婚之诉。正确的审判方法应当是将两个诉合并审理，在同一程序中解决。但由于我国一直将婚姻效力之诉与离婚之诉分离，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只按一个离婚之诉处理。如刘娅与四川九鼎集团创始人、执行董事王杰离婚案。王杰主张他与刘娅不存在婚姻关系，包括巫昌祯教授、江平教授在内的多位知名专家的“咨询意见”，也认为王杰与刘娅的婚姻不成立。这个案件本来是两个诉，即婚姻不成立之诉与离婚之诉。但四川省自贡市贡井区人民法院、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均按一个离婚之诉处理，一审、二审均认为王杰与刘娅存在合法婚姻，判决双方离婚，并按合法婚姻处理相关财产。由于我并不完全了解案情，不敢说法院认定王杰与刘娅的婚姻成立有效就是错误的，而是说本案用离婚之诉湮灭了另一个婚姻效力确认之诉，给当事人行使诉权造成了障碍。

那么，对于这种以婚姻是否成立或有效为前提条件，决定是否可以按离婚处理的案件，其离婚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对婚姻是否有效或是否成立的确认不服，申请再审的，应当比照婚姻无效案件的再审程序和原则处理。否则，将不成立婚姻或无效婚姻按有效婚姻处理，判决“离婚”后，适用离婚案件不得再审的规定，当事人将丧失救济渠道。

五、解决了夫妻债务中债权人与夫妻另一方的均衡保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