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
李运增
摘要：自1978年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国已经实施了三十多年，而在农户承包土地30年不变的前提下，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农户承包经营的土地超小规模、土地细碎化现象非常突出。而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是，在坚持长期稳定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现如今，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也已经运行了二十多年，现在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情况如何、流转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而这些就是本文想要探讨以及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土地流转市场
土地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土地问题既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又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悠久农业文明的国家，土地制度尤其是农村土地制度不仅影响着农民的切身利益，影响着社会的稳定，更是影响着王朝的更替、历史的进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但由于土地流转制度等一些方面的不完善，当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运行的不是很理想。
一、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现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农地流转率一直偏低。根据1995年农业调查结果研究指出，尽管全国有75%的乡村进行了农地流转，但农地流转率仅为3%，即使是在非农产业发展较快的经济发达地区，土地流转率也没有超过7%-8%。[1] 但2008之后的两年，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呈流转规模加大、流转速度加快之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赵阳向半月谈记者坦言，2007年前的十年间，全国土地流转年均增长14%，但2008年土地流转猛增70%，2009年再增50%。在地方政府与大公司的合力推动下，全国已累计流转1.7亿亩土地，超过全国承包耕地面积的12%。全国土地流转面积和流转率同创新高。[2] 由此，不难看出，近几年来我国的农村土地流转不仅发展迅速，规模也正在逐步扩大。此外，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还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土地流转形式多样。《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法定流转方式有转包、互换、转让、出租、股份合作，据农业部统计，截至2009年底，全国农村家庭承包土地流转形式中，转包占52.89%，出租占25.69%，转让占4.54%，互换占4.39%，股份合作占5.42%，其他占7.07%。由此看出，实际生活中采用最多的是转包的流转方式，其次是出租的方式，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其他几种流转方式被采用的比较少。
（二）土地流转规模与经济发达程度及劳动力转移状况紧密相关。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和劳动力转移状况影响土地流转的规模，总体来讲，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则农地流转比重越大；外出劳动力越多，农地流转的比重也越大。以2007年土地流转情况为例，东部地区土地流转面积占总承包面积的比重大于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又大于中部地区，并且东部地区中有一半的省(直辖市)流转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外，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郊区土地流转还比较活跃，但在传统农村地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并不活跃，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二、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临的问题
（一）农民流转土地积极性不高，农村土地流转率偏低。
尽管这几年来，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浪潮的狂飙突进，全国农村土地流转快速增长。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轰轰烈烈的土地流转浪潮之中，随处可见当地政府和大企业的身影，而在不少地方，地方政府更是将农村土地流转工作当作政绩工程来推动，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推动农村土地流转，上演了一出又一出政府权力与企业资本联合剥夺农民土地权的“好戏”。而与政府热情高涨地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民对于土地流转的积极性并不高，甚至产生抵触情绪。而之所以出现这种冰火两重天的场景，并非中国的农民觉悟不够高，而是农民的顾虑太多。首先，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完善，农村土地仍然承担着经济和社会保障的双重职能，土地流转之后，农民就有可能陷入衣食无着的境地。其次，土地流转价格不透明，土地流转的收益不高，难以吸引农民流转土地，目前每户农民所拥有的土地并不多，而且土地流转的价格偏低，即使将土地全部流转，也并不能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最后，土地仍然是绝大多数农民的 “命根子”，大部分农民，尤其是老一辈的农民对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不肯轻易流转。
（二）农村土地细碎化的现状，导致土地流转成本增大，阻碍土地流转规模的扩大。
我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强调的是公平和人人有份，因此各地往往将远近不同、大小不一的几块土地同时承包给一户农户，而广大农区、尤其是大多数传统农区，一个农户占有三五块、十几块，甚至几十块“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耕地成为普遍现象，由此导致了农村土地的分散化、细碎化，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小农经济模式。而为了打破这种小农经济的模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应运而生，农村土地流转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土地产出率，突出规模效应。然而，由于土地的分散、细碎，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一片不大的土地上却有无数的农户各自享有土地权利。而在“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这一原则的前题下，土地流转的受让方不得不和众多的农户进行谈判，这不仅增加了土地流转的成本，也影响了土地流转的速度，更是增加了土地流转的难度，也阻碍了土地流转规模的扩大。
（三）土地流转市场机制不健全，土地流转渠道不畅。
农地流转实际上是一种农地使用权的交易，而交易必须要有市场。当前，我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发育滞后，还未发育成熟，尚缺乏相应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流转市场机制，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缺乏统一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由于缺少土地流转服务平台，流转信息不畅，农户对土地流转对象与范围选择余地小，流转形式以出租、转包和入股为主，相当一部分流转还是在邻里和亲戚之间进行，处于自发、分散、无序状态。
第二、缺乏土地流转的中介机构，或者中介机构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相当匾乏，尽管有的地区中介服务组织发展迅速，但从整体情况看，情况并不容乐观。大部分地区缺乏一套健全的中介服务体系，土地流转供求双方的信息服务渠道狭窄、传播渠道不畅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地流转效率和规模。[3]
第三、相应的农地价格评估机制没有建立，流转的土地价值无法有效衡量。我国的基准地价评估体系相当不完备，土地流转市场没有一个可以衡量的价格标准，没有完整的价格体系，而且也缺乏科学合理的流转价格自然增长机制。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费的确定没有可操作的价格标准，这就容易出现竞相压低租金，损害农户利益的现象；同时也有个别农户漫天要价，阻碍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三、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的建议和对策
（一）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能够弱化和部分替代土地的保障功能，从而有利于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进程和在物权基础上土地市场化配置的推进。而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于城市，绝大多数的农民仍然依靠土地来进行自我保障，他们把土地看作是“活命田”和“养老田”。[4] 当前，虽然我国农村地区正在大力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初步解决了农民的看病和养老问题，然而这两项制度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相比，不管是覆盖范围还是保障的力度上均有不小的差距。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又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难度大的工作，只有动员社会各方力量积极参与，才能保证这项事业的顺利发展。因此，当前应当统筹考虑农村的养老、医疗、就业、伤残等保险措施，并逐步建立以农民家庭自愿为主、国家和集体保障为辅社会保障体系，大力开展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多层次的社会保障措施。而最后，还应逐步改革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实行统一的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并将农村与城镇两套社会保障体系合二为一，建立全国统一的农村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
（二）理顺土地流转机制，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市场体系。
第一，简化流转程序、减少限制，理顺土地流转机制。发包人、地方政府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服务者和监督者，而流转的主体是承包农户。因为法律已经赋予承包农户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土地的流转权是这个权利束中最重要的权利，只有坚持农户土地流转的主体地位，才能形成稳定有序的承包权流转市场，才能既保护土地承包权人的权益，又稳定流转相对方的投资预期和合约关系。因此，必须建立有利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自主流转的制度，搭建流转平台，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并简化土地流转程序，允许农民以简便易行的方式流转土地。否则，如果发包人、地方政府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干预过多或者流转程序过于复杂，就会增加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成本，甚至阻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不利于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5]
第二，大力培育市场中介组织。市场中介组织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双方的桥梁和纽带，没有市场中介组织，土地流转的机会就会减少，成本就会增加，风险就会加大。因此，政府要重视各类中介组织培育,要根据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需求,大力培育各类社会中介服务组织。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流转服务组织，为流转双方提供信息沟通、法规咨询、价格评估、合同签订、纠纷调处等服务。并加快推动各种行业、专业协会的建设,支持各类联系农户与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为农户提供多层次、多形式、高质量的社会化服务，从而增加流转机会，降低流转成本，减少流转风险。
山西省实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办法（试行）
山西省人民政府
山西省实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办法（试行）
山西省人民政府令第１６３号
《山西省实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办法（试行）》已经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６日省人民政府第５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省长 刘振华
２００３年５月１７日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下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发生在本行政区域内的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并将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所需经费列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根据全国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定本省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市（地）、县级人民政府根据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定本行政区域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全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定下列单项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一）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预防控制应急预案；
（二）重大食物中毒事件应急预案；
（三）重大职业中毒事件应急预案；
（四）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事件的应急预案。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同级人民政府的应急预案，编制本部门本系统的应急预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参加突发事件应急处理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人员，对举报突发事件有功的单位和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八条 突发事件发生后，省和突发事件发生地的市（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成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由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担任总指挥，负责领导、指挥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建立严格的突发事件防范和应急处理责任制，根据应急预案的要求，在应急处理指挥部的指挥下，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切实履行职责。
第十条 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社区管理单位、居民和村民委员会，应当根据同级人民政府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的统一要求和指挥，做好本系统、本单位和本区域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管理单位、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防范突发事件的领导，开展健康教育，提高公众卫生意识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督促其做好传染病预防控制和食品、公共场所、生活饮用水、学校卫生工作等。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建立统一突发事件预防控制体系的要求，制定、建立和完善本行政区域突发事件监测与预警系统的实施方案，并确保其正常运行。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指定卫生监督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预防突发事件的日常监测，及时发现潜在隐患以及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及早采取应对措施。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卫生监督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急救机构的建设，配备相应的现场快速检测监测、实验室检验、调查取证、交通、通讯、医疗救治的仪器、设备、工具及药物、试剂和专业技术人员，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建突发事件报告信息网络，建立健全省、市级、县级、乡级和村的信息报告体系。
第十六条 根据《条例》规定的制度和报告事项，卫生监督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突发事件监测机构、医疗机构和有关单位发现有《条例》规定应当报告的情形之一的，应当在2小时内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接到报告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2小时内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并同时向上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在接到报告后２小时内向设区的市（地）人民政府报告；设区的市（地）人民政府应当在接到报告后２小时内向省人民政府报告；省人民政府应当在接到报告后１小时内向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七条 突发事件的信息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制度的规定，及时、准确、全面发布。
第十八条 突发事件发生后，县级以上卫生监督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及时对突发事件进行调查处理。
各级卫生监督机构负责突发事件调查、现场勘验，采取控制措施，对疫情报告、隔离消毒进行监督检查，确定危害程度，作出突发事件评价和报告。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对突发事件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现场监测、实验室诊断、查明原因，对疫情报告进行汇总、分析、评估，并提出控制措施建议。
第十九条 设区的市应当设立符合要求的传染病专科医院，在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时定点收治传染病患者。暂时未设置传染病专科医院的，应当指定具备传染病防治条件和能力的医疗机构。县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指定一所医疗机构设立传染病隔离病房，进行医学观察及隔离治疗。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乡（镇）卫生院的建设，增强其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村民委员会应当加强村卫生室的建设和管理，制定和落实预防突发事件责任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居民的身体健康。
第二十一条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进行督察和指导。下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单位，对上级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进行的督察和指导，应当予以支持和配合。
第二十二条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铁路、交通、民航部门应当采取应急控制措施，严防疫情通过交通工具扩散，对来往疫区的乘客应当加强检疫、检查。
第二十三条 发生突发事件后，当地医疗、救护机构应当立即对突发事件所致的病人提供现场救援与医疗救护。医疗救护力量不足时，当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请求上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予以支援。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立即组织人员到现场或医疗机构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与样品采集。病人、家属及医疗机构应予配合，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
第二十四条 实行接诊医生首诊负责制。医疗机构在突发事件所致病人前来就诊时，必须接诊治疗，不得拒诊，接诊医生应当书写详细、完整的病历记录。对需要转送的病人，应当按规定将病历复印件随病人转送到能收治或指定的医疗机构。
第二十五条 收治传染病人或疑似传染病人的医疗机构，应当按国家对传染病门诊及专门病区的要求，设置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安排合理的人流、物流走向。接触病人或进入污染区时，所有人员均应当按规定等级着装、消毒，严防医源性感染。
第二十六条 对传染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医疗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根据情况，决定对密切接触者采取医疗机构隔离观察或在家隔离医学观察。在家隔离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由所在地社区管理，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实施医学观察。传染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应当予以配合。
第二十七条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及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向居民宣传传染病防治知识，并组织力量，群防群治，采取消毒措施，及时收集疫情信息向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对在本地就地治疗的病人与隔离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按当地政府与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做好管理工作。
第二十八条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人员落实传染病流行区内流动人口的预防控制措施，严防在流动人口中发生暴发、流行及随人口流动造成疫情扩散。在流动人口中发现病人或疑似病人时，应当在当地医疗机构就地诊治。对确实需要转诊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县、乡人民政府可根据传染病流行状况对流动人口的返乡、外出及进入作出限制流动的决定。
第二十九条 传染病流行时，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制定详细的消毒规范与技术措施，并对有关人员进行培训。对疫区、疫点的终末消毒必须由专业人员进行。执行预防性消毒的人员，应当接受培训，按消毒操作规范进行。
第三十条 传染病人或疑似传染病人，应当接受治疗或者进行隔离治疗、医学观察，并遵守医疗机构的管理制度，未经许可不得离开病房或者隔离病区。
第三十一条 医疗机构应当加强对传染病人或疑似传染病人的管理，改善隔离病区和病房的生活设施和医疗条件，严格执行管理规定，防治医原性感染和医疗机构内感染，做好隔离病区和病房的管理。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医疗卫生机构、有关单位和人员未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履行报告职责，对突发事件隐瞒、缓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缓报、谎报的，对其主要领导人及其责任人，依法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对社会公众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依法给予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突发事件发生后，有关单位和个人对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调查、督察不予配合，或者采取其他方式阻碍干扰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中，有关单位和个人未依照《条例》和本办法的规定履行职责，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属于国家行政工作人员的，给予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行政开除处分；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阻碍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
（二）拒绝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指定的专业技术机构进入突发事件现场，或者不配合调查、采样、技术检验的；
（三）担负应急任务的工作人员拒不接受工作任务，借故推诿拖延、擅离职守或者临阵脱逃的；
（四）拒绝接受突发事件检查、隔离、治疗的；
（五）拒不服从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统一调度的。
第三十五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在突发事件发生期间，擅自在公路上乱设卡、乱收费的，给予有关主管人员和责任人员行政处分。
第三十六条 在突发事件发生期间，贪污、私分、挪用、截留防疫资金或捐赠款物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撤职或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