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农业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文件

关于印发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外向型经济发展意见的通知

农企发〔2002〕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乡镇企业局、外经贸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乡镇企业局、外经贸局:

为贯彻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农业部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共同制订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二年一月二十二日



关于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意见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切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引导乡镇企业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现就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外向型经济发展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乡镇企业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九五”以来，乡镇企业外向型经济在推动我国外经贸整体战略的实施，促进外贸出口，拉动乡镇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到2000年底，乡镇企业与外商、港澳台商合资合作企业25600多家，出口生产企业139500多家，境外办厂1886家；全年实现出口交货值8669亿元，比“八五”末增长了60%多，年均增长达10%；累计利用外资307亿美元。目前乡镇企业外向型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外经贸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外贸出口的重要增长点。“十五”时期，我国对外开放将进入新的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国内扩大内需、产业结构调整等政策实施，国民经济乃至乡镇企业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将进一步增强。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外向型经济发展，对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发展开放型经济的精神，进一步扩大乡镇企业出口，推动乡镇企业“走出去”，提高乡镇企业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促进乡镇企业产业及产品结构调整，提高整体素质和水平，提升市场竞争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二、进一步明确乡镇企业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今后一段时期，乡镇企业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贯彻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抓住加入世贸组织的机遇，以发展提高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坚持科技兴贸和以质取胜战略，“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 发挥比较优势，积极扩大利用外资,千方百计开拓国际市场，不断提高竞争能力，促进乡镇企业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实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力争乡镇企业外向型经济再上新台阶。
乡镇企业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目标任务是：力争到2005年，乡镇企业出口交货值达到12700亿元，年均增长8%左右；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出口市场的范围进一步拓宽，“走出去”的企业数量进一步增多，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提高。
三、认真落实各项外经贸政策
各级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应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外经贸政策，积极组织符合贷款条件的乡镇出口企业开展银企合作。积极争取各商业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的支持，优先协调解决企业所需流动资金贷款；对符合境外加工贸易业务条件企业的贷款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关于支持境外加工贸易业务的信贷指导意见》办理；实力强、效益好、重合同、守信用的出口企业，经过信用评级，争取获得一定的出口信贷的授信额度。
各地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的有关要求，加快建立乡镇企业发展基金，并应重点支持有订单、还款有保证的乡镇出口企业。
各级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要配合外经贸部门积极组织乡镇企业做好有关机电出口产品项目的申报工作。认真落实鼓励机电产品出口的有关政策，加快出口产品结构调整，扶持和培育一批名牌机电出口产品。
要按照《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要求，积极组织乡镇企业进行“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的申请工作，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的作用。
认真组织落实《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扩大出口计划》，积极推进运用高新技术改造机电、纺织和农产品加工等传统行业。提高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比重，按相关规定，凡列入《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目录》的产品，享受国家给予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政策。有条件的地区，应在创建国家级高新技术园区的基础上，把其建设成出口的重要基地。
四、切实依靠科技进步扩大产品出口
大力实施科技兴贸战略，通过推进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推动乡镇企业出口产品由初级工业制成品为主，向初级工业制成品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深加工制成品并重转变。培育和扶持名牌产品出口，抓好有关的国际安全认证、质量认证、环保认证等基础性工作，增强出口企业和产品的非价格竞争力。继续扩大服装、轻纺产品、农产品加工品等优势产品的出口，扶持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逐步提高农产品加工品出口的比重，以此带动我国农产品的出口。因地制宜逐步调整出口产品生产布局，东部地区要逐步将劳动密集型的初级制成品的生产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着力开发资金及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中西部地区要结合自身优势，继续发展传统的名特优新出口产品。要引导乡镇企业在巩固美、欧、日、东南亚等传统出口市场的同时，大力开拓拉美、中东、东欧和非洲市场，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
五、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
国家鼓励具有资金、技术、管理、品牌等优势的乡镇企业“走出去”，在境外设立符合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需要、有助于开拓国际市场和扩大对外经济贸易合作的境外企业。特别是鼓励以现有技术、设备投资设厂，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带动和扩大国内设备、技术、零配件、原材料的出口。对经过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到境外办企业的乡镇企业，享受国家各项有关的优惠政策。
六、努力加大招商引资和合作力度
大力改善投资环境，把引进外资和引进技术、引进智力紧密结合起来，引进硬件与引进软件并重，强化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其它各类合资、合作投资企业的服务，采取积极措施扩大招商引资和合作力度。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各级乡镇企业和外经贸部门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在国家《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基础上，编制各地《乡镇企业与外商合资合作项目目录》，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引导外商在相关领域投资。首先要加强农产品加工领域利用外资工作，以此带动农产品加工出口企业的技术改造；同时积极引导外资投向高新技术和环保等产业，促进乡镇企业结构调整和整体素质的提高。乡镇企业要积极发展和利用中介机构，采用委托招商、定向招商、网上招商等办法，拓宽利用外资的渠道。为促进乡镇企业的招商引资工作的开展，要积极争取同级政府安排一定数额的财政资金用于乡镇企业开展境内外招商引资工作。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利用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
结合西部大开发，加大西部地区的招商引资力度，积极鼓励外商及东部地区乡镇企业与西部地区进行多种形式的合资与合作。西部地区乡镇企业要引进外资与引进内资并重，大力宣传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劳动力优势和潜在的市场优势，利用各种途径开展招商引资活动。西部地区要运用区位优势发展边境贸易，充分利用国家有关边境贸易的各项政策，吸引东部发达地区的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兴办外经贸出口企业，共同开辟周边国家市场。
七、不断强化对乡镇企业的服务
要充分利用我国驻外机构、外经贸中介机构和行业协会等社会力量，为乡镇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服务。要利用多种方式为乡镇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信息服务，帮助有条件的企业逐步发展电子商务。要充分利用外经贸院校和各级乡镇企业培训中心等教育培训资源，为乡镇企业培养各类外经贸专门人才，并开展外经贸政策、国际贸易及世贸组织有关规则等专题培训。要通过建立重点出口乡镇企业联系制度，及时掌握企业出口动态，了解国家有关外经贸政策的落实情况，帮助企业解决在进出口贸易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并探索乡镇企业扩大出口的途径、方法和政策措施。
各级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和外经贸部门要密切协作，认真贯彻中央提出的发展开放型经济的精神，积极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全面落实扩大出口、利用外资和实施“走出去”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引导、支持乡镇企业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竞争。各级外经贸部门要拓宽服务领域和对象，把促进乡镇企业外向型经济发展作为外经贸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加强宏观指导、协调和服务。各级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要把乡镇企业外向型经济发展，作为促进乡镇企业调整、发展、提高的重要措施，加强调查研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促进乡镇企业外向型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

主题词：乡镇企业 外经 意见
抄送：国家计委、财政部、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中国进出口银行
本部发送：农业部发展计划司、国际合作司、外经贸部(10)

农业部办公厅 2002年1月30日印发

作者：李浩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教授

内容提要: “对证据进行规定”是任何诉讼规则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因为权利的胜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可证明性。 　 —尧厄尼希 　 达马斯卡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与私法领域相比，程序法的意义和效果更加依赖于外部环境—尤其是直接依赖于所在国家司法制度运行的制度背景。”[1]本文拟结合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宏观背景和民事证据制度运行的社会环境，对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中证据制度的修订进行探究。


一、民事证据制度的立法沿革

　 诉讼至法院的民事案件大多源于事实方面的争议，而在案件事实发生争执时，法院需要通过证据来确定案件事实，以此向当事人同时也向社会表明事实认定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 [2]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重要性毋庸赘言，可以说，能否建立科学、完善的证据制度，直接关系到《民事诉讼法》的立法宗旨能否实现，关系到当事人的民事实体权利能否通过诉讼获得保护，也关系到诉讼程序是否公正、是否有效率。

　 1982年3月，我国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以下称《试行法》），初步确立了民事诉讼证据制度。1991年4月，我国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了全面修订，重新颁布了民事诉讼法。在此次修订中，涉及证据制度的有两处：一处是针对《试行法》第56条有关证据收集的修订。第56条虽然强调了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同时也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全面、客观地调查收集证据；而修订后的条文虽然也保留了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证据的规定，但明确了收集证据主要是当事人的责任，法院的责任主要是审查、核实证据。另一处则是增加了质证的程序环节，明确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 [3]应当说，此次修订的内容虽然并不多，但都很重要，可以说是针对关键问题的修订。 [4]

　 2007年10月，立法机关曾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一次修订，但此次修订是局部修订，涉及的内容仅为审判监督程序和执行程序，证据制度未被纳入修订的范围。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立法机关自1991年后未对民事证据制度作出修订，但这一实践性极强的制度伴随着司法实践在不断地发展，这主要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逐步发展的。这方面的司法解释集中地反映在1992年7月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称《民诉法意见》）、1998年7月发布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 [5]以及2001年12月发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称《证据规定》）中。

　 2010年，我国又开始修订《民事诉讼法》，这次修订被定位为全面修订，所以证据制度也被纳入了修订的范围。2012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称《修改决定》）。从《修改决定》对证据制度的修订来看，其内容涉及证据的种类、证据的适时提出、证据收据、证人证言、鉴定意见以及证据保全等方面。经过此次修订，证据这一章的条文数量也有了明显的增加，从12个条文增加到19个条文。

　 二、再修订的内容及其评析

　 （一）关于证据的种类

　 《试行法》在证据这一章中第1条就是对证据种类的规定，规定的证据共有七种，分别是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从新《民事诉讼法》第63条的规定看，本次修订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类别上增加了“电子数据”，使证据的种类增加到八种；二是把“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三是调整了证据的排列顺序，把原来排在第五位的“当事人陈述”提升到首位。在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中，八种证据的排序是：当事人陈述、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勘验笔录。

　 从立法例看，多数国家未在法律中对证据的种类作出规定，德国、法国、日本的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证据包括哪几种，只有少数国家在法典中规定证据的种类，如原苏联和如今俄罗斯的民事诉讼法。1964年的《苏俄民事诉讼法典》第49条一方面在第1款中规定了证据的定义，另一方面在第2款中对证据的种类作出规定，即“这些材料用以下手段予以认定：当事人和第三人的陈述、证人的证言、书证、物证和鉴定人的意见。” [6]可见，在法典中规定证据种类，很可能是1982年制定《试行法》时借鉴了原苏联的做法。规定证据种类的优点是能够使人们对证据的类别有比较清晰和直观的认识，但由于证据的分类标准有些很难精细地确定，所以在划分类别时会引起一些争议，如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究竟是书证还是电子数据，就很难说得清楚。另外，一旦出现新的、原有的类别无法归入的证据，就需要通过修订法律，增设证据的种类，如此次修订新增加的“电子数据”。

　 在法律中是否有必要规定证据种类，是值得研究的，从多数国家并未作出规定，并且不作规定也并不妨碍当事人和法院在诉讼中运用证据来看，不作规定也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尽管作出规定的实际意义也许并不大，但由于我国一开始就选择了作出规定的立法例，三十年来人们也已经习惯了根据法律的规定来对不同证据命名，所以在修订法律时采用“路径依赖”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既然仍然在立法中规定证据的种类，就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对证据的种类作出调整。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地改变我们的生活，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出现使得我们的生活更为便捷，但也对传统的证据种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书证是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证据，传统意义上的书证是以纸质作为媒介的，一般是指写在纸上的记载、反映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与案件事实相关的文字。但今天，这种纸质的书证已明显减少了。过去我们与远方亲人联系主要是通过信件、电报，而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使用写信这种费时费力的方式，电子邮件、手机短信逐渐取代了信件，成为人们首选的联络、沟通方式。电子数据已经大范围地进入我们的生活：电子订单、电子发票、电子付款、电子病历、电子会议通知、电子笔录、电子签名、电子邮件、电子文稿等越来越多地被组织和个人采用，一个“无纸化”的时代正在临近。在这一情势下，增设“电子数据”这一新的证据种类是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的。

　 把“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是对这类证据的准确表述。鉴定人在对所提交的鉴定物进行鉴定后，确实需要出具一份具有结论性质的鉴定报告，即便是由于检材本身的原因无法做出确切的判断，鉴定人也需要在报告中写明无法形成确切判断的结论性意见。就此而言，把这类证据命名为“鉴定结论”似乎也并无问题。然而，如果把它们称为“鉴定结论”，就混淆了鉴定结论在诉讼中的实际效力，模糊了鉴定人与法官在诉讼中的地位和职责。诚然，鉴定人运用其专业性知识通过鉴定形成的意见对法官判断争议事实会有很大的影响，审判实务中法官根据鉴定意见对争议事实作出认定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但无论如何，鉴定人的意见不是最终的结论，不能束缚法官。毕竟，鉴定意见只是证据的一种，要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需要经过质证这一法定程序，需要经过法官的审查判断。

　 对证据排序的调整，主要的争议是把“当事人陈述”从原先的第五位调到了首位。修订前的法律把“书证”放在首位，由于书证是民事诉讼中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证据，将其放在首位是没有任何异议的。相比之下，当事人的陈述在多数甚至大多数情况下只是证明的对象，本身的真实性有待证据证明，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才能够例外作为证据来使用。 [7]所以学界对种排序的合理性提出了异议，有学者认为“当事人陈述”不仅不应当排在首位，而且应当排在最末一位。 [8]

　 当然，在做出“书证”应当排在首位而“当事人陈述”应当排在末位这一判断时，判断的标准应当是每一类证据在诉讼中的重要程度。但实际上，我们要根据每一类证据的相对重要性来排序是相当困难的，比如说“证人证言”在修订前排在第四位，修订后排在第六位，都排在“鉴定结论”或“鉴定意见”之前，但很难说“证人证言”比“鉴定结论”更重要，甚至也没有统计资料表明“证人证言”比“鉴定结论”更多地出现在诉讼中。就“物证”和“勘验笔录”而言，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因为在诉讼中真正用到“物证”的情形并不多，对成为争议对象的物证，往往需要鉴定或者勘验，因此证据会以“鉴定结论”或“勘验笔录”的形式表现出来。但“物证”原先排在第二位，现在排在第三位，而“勘验笔录”无论是修订前还是修订后都是排在最后一位。因此对新法中的排序，只要我们不是从相对重要性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单纯地把它看作是先后顺序的排列，也就能够逐渐接受和认同。

　 （二）关于证据的适时提出

　 此次修订在第64条“提供证据和收集证据”的规定后，增加了第65条：要求当事人“及时”提供证据，未能及时提供证据的，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纳该证据，或者采纳该证据但予以训诫、罚款。 [9]

　 相对于我国原有的民事证据制度而言，第65条的规定无疑是极具创新性的，此规定的实施，会造成我国证据资料提交的实质性变化。修订前的法律对证据的提出采用的是“随时提出”，按照原来的规定，当事人不仅可以在第一审程序的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新的证据，而且可以在第二审程序中，甚至在再审程序中提出新的证据，并且无论当事人未能在合理期间内提交证据的原因何在，只要证据本身对查明争议事实具有重要意义，法院都会接受该证据，允许该证据进入诉讼程序。

　 这样不设任何时间限制的证据提交制度虽然有利于发现真实，但也留下了迟延举证、拖延诉讼的隐患。在合理的时间内实施诉讼行为，使正义能够及时实现是任何诉讼制度的内在要求。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求当事人和法官这两类最重要的诉讼主体能够及时地实施诉讼行为。换言之，诉讼的及时化有赖于当事人与法院的合作。而要使当事人在合理的时间内完成诉讼行为，在制度安排上必须对当事人进行规制，对他们实施特定诉讼行为的时间作出具体要求，并对逾期实施的法律后果作出明确的规定。大量的诉讼源于事实方面的争议，提供证据是当事人在诉讼中实施的主要行为之一，因而当事人能否及时地提供证据，对诉讼能否及时进行关系重大。

　 最高人民法院在十多年前对此作出尝试，2001年12月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称《证据规定》）就规定了举证期限制度。按照《证据规定》中的设计，当事人因过错而逾期举证的，法院可以在对方当事人不同意质证，或者在对方既未提出异议又未表示同意的情况下，采取证据失权措施，把当事人逾期提交证据的行为视为当事人主动放弃举证，对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法院在审理时也不再组织质证。 [10]尽管对于逾期提交证据，《证据规定》也规定了承担合理的诉讼费用、赔偿对方当事人损失的制裁措施，但相对于证据失权这一制裁措施，这一手段显然是第二位的，即对当事人逾期提交证据且存在过错的情形，法院首先考虑的仍是证据失权。

　 证据失权意味着逾期提交的证据虽然具有客观性和关联性，对案件事实具有重要的证明作用，但仍无法进入诉讼程序，无从发挥证明作用。而重要的证据一旦失权，事实认定的结果就会发生逆转，诉讼的胜负也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证据失权对强调发现真实的我国诉讼制度带来的巨大冲击是可想而知的。由于证据失权造成的负面效果，举证期限制度非但未能取得促进诉讼的预期效果，而且许多地方的法院也到了弃之不用的地步。 [11]

　 尽管以证据失权为主要制裁措施的举证期限制度在实践中效果不佳，但民诉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仍然认为设置举证期限制度是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在此次修订民事诉讼法之时，江伟、杨荣馨、张卫平三位教授领衔起草了三部关于民事诉讼法修改的专家建议稿（以下称《江稿》、《杨稿》和《张稿》）。 [12]对于举证期限和证据失权，三部专家建议稿都作出了规定。《江稿》在第203条规定了“提出主张和证据的期限”，在第205条中规定了“逾期提出主张和证据”，该条文的内容是：原、被告应当分别在起诉时和答辩时提出事实主张和证据。当事人逾期提出的主张与证据，不得在以后的程序中提出。 [13]《杨稿》在第250、251条中分别规定了举证期限和逾期举证的后果。逾期举证的后果是：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的权利。当事人逾期提交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进行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 [14]《张稿》在第274、275、276条中分别规定了“举证期限的确定”、“诉讼请求变更或反诉的举证期限”、“逾期举证的后果”。所设定的后果是：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出证据的，人民法院不再组织质证。 [15]从这三部专家建议稿看，虽然在除外情形的规定上存在差异，但都将证据失权作为应对举证迟延的主要措施。据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的同志提供的信息，民法室在起草《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称《草案》）时，逐条查阅和研究了这三部专家建议稿。由此可以推知，学术界主张规定举证期限和证据失权的观点对立法机关产生了影响。

　 不过，从实务界看，也并非都赞成规定证据失权。律师界是同民事诉讼法密切相关的群体，对规定逾期举证的制裁性措施就持强烈的反对态度。针对《草案》第一次审议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于2011年11月30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交了《〈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律师修改建议稿》（以下称《律师建议稿》），《律师建议稿》建议删除有关迟延举证不利法律后果的内容，其理由是：民事诉讼实行当事人主义，当事人不举证或不及时举证自然承担败诉后果，无须司法制裁，否则有悖民事诉讼原理和司法公正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