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管理条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1995年10月2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1995年11月5日公布施行）


第一条 为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管理，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所有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增加集体积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自治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资产的管理。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指乡（镇）、村、村民小组农民以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形式组成，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社区性经济实体。
第四条 县（市）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部门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集体资产的工作进行指导、协调、监督和管理。
乡（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根据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授权，对本行政区域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的管理，进行指导、监督并提供服务。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负责兵团系统内集体资产管理工作，其集体资产管理机构接受自治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
第五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属于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共同所有，由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其所有权受法律保护。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可以分离。
第六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范围包括：
（一）法律规定为集体所有的土地、森林、草原、水面、荒地、荒山、滩涂等；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投资、投劳形成的固定资产；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投资、投劳兴办的企业和事业资产、兼并的企业资产及其形成的新增资产；
（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联合举办的各种形式的企业和共同兴办的各项事业中，按照出资额或协议应占有的资产及其新增资产；
（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投资、投劳形成的林木、牲畜、畜草等资产；
（六）国家和有关组织、个人无偿资助的资产；
（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积累资金、有价证券和债权；
（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用集体资产所获得的承包金、租金、土地、草场补偿费等各项收益；
（九）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等知识产权；
（十）依法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资产。
第七条 国有资产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之间应明晰产权，禁止互相平调，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挪用或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
对侵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检举、揭发和控告。
第八条 经营和使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应当遵循保值和增值的原则。生产性固定资产必须按有关规定及时提取折旧。
第九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权依法决定对其所有的土地、企业和其他资产实行承包、转让、租赁、参股、联营、股份合作及其他经营形式。实行上述经营形式，集体所有权不变。
第十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经营者享有合同约定的经营权和收益分配权。
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经营者应当履行管理、保护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的义务。
第十一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实行承包或租赁经营的，应当坚持公开、公平、效益的原则，合理确定承包费或租金，并依法签订承包或租赁合同。禁止利用职权随意压低或抬高指标发包、出租和解除、变更合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承包（承租）经营者必须按合同约定及时交纳承包费或租金。有偿付能力的经营者长期拖欠承包（承租）费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经营单位有权终止承包（承租）合同，收回由其承包（承租）的集体经济组织资产，并由承包（承租）者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第十二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企业、农业机械、机动地、林地、草原、渔塘、果园等实行承包或租赁经营的，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参股、联营、实行股份合作经营的，必须按规定进行资产评估。评估工作由县（市）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负责组织。
第十三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可以折股到户，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按股分红，但股本的集体所有权不变，不得抽股，不得以股抵债。
第十四条 农村集体资金的投放，必须实行抵押、担保和借款合同及投放前调查、投放后检查制度。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的使用应实行短期、小额、高效的原则，优先解决当年生产流动资金的不足。
第十五条 原大队、生产队提留的公积金、生产费基金以及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的机具、牲畜、林木等集体财产折价款，必须用于发展生产。
第十六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积累资金在不改变所有权前提下，可以按照自愿互利、内部融通、有偿使用的原则，由农村合作基金会管理。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强令农村合作基金会投放资金或为其他组织和个人提供担保。
第十七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实行民主管理，定期公布帐目，接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监督。
第十八条 下列事项必须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年度财务预算、决算；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经营方式的确定和重大变更；
（三）重大投资项目，包括乡村道路、公共福利、文化、卫生等设施建设；
（四）主要资产的处置；
（五）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九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建立健全固定资产管理使用制度，建立固定资产帐册，定期盘点，对资产变动情况及时登记，做到帐实相符。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经营的农工副产品、半成品、种子、化肥、农药、燃料、原材料、机械零配件和未列入固定资产的低值易耗品等，应当确定专人保管，建立健全入库、出库、保管、领用制度。
第二十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财务制度和现金管理制度，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现金管理实行钱帐分管，非出纳员不准管理现金；
（二）会计、出纳要定期核对帐目，做到帐款相符；
（三）集体提留统一由财会人员收取，并出具收据；
（四）不准公款私存或个人挪用；
（五）出纳员必须遵守库存现金限额，不得坐支，不得以白条顶库；
（六）严格开支审批手续，对不符合财务制度的开支，财会人员有权拒付。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会人员应保持相对稳定，其离任或更换应征得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同意。
第二十一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编制年终财务决算时，必须结清全年的收入和支出，清理债权、债务，兑现承包、租赁合同。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县（市）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应当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经营单位的资产或财务组织进行审计：
（一）农村经济组织及其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财会人员离任时；
（二）年终财务决算时；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提出要求时；
（四）乡（镇）人民政府和县（市）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认为需要时。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处罚：
（一）未按规定进行资产评估、审计或提取资产折旧的，责令限期纠正；逾期不纠正的，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者处以相当于一个月至两个月的工资或报酬额的罚款。
（二）利用职权随意压低或抬高指标发包、出租的，承包、租赁合同无效，对直接责任者处以压低或抬高金额的20％以下罚款。
（三）侵占、哄抢、私分、挪用、挥霍浪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的，责令退回，赔偿损失，没收非法所得，并对有关责任者处以违法金额20％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平调或以其他方式无偿占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的，责令全部退回，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并对有关责任人员处以相当于一个月至三个月工资或报酬额的罚款。
（五）非法干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管理和使用，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并可对有关责任人员处以损失金额10％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对违反本条例应当受到处罚的其他行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罚。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同级人民政府或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
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二十六条 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给予行政处分；造成资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尚未建立集体经济组织的乡（镇）或村的集体资产管理工作，由乡（镇）人民政府指定的机构或村民委员会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自治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5年11月5日
　　正在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审议的民诉法修正案草案，对小额诉讼标的额拟再次调整，由二审稿“绝对数”1万元以下，修改为“相对数”，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30%以下”为准(8月28日《新京报》)。

本次民诉法大修，小额诉讼制度因可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提高诉讼效率，被视为修法亮点之一。笔者认为，采用“相对数”标准来确定小额诉讼范围，是非常恰当的选择。它既适应了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也确保了法律的稳定性，解决了法定标准容易滞后的难题，可谓一举多得。从某种意义上讲，“相对数”应当成为我国数额立法的通行模式。

关于小额诉讼的标的额，民诉法修正案草案的一审稿规定为“5000元以下”。对此，人们认为它难以适应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这个标准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显得过低，如大幅提高，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又会大大缩小普通程序诉讼的范围。因而，人们对于二审稿规定的“1万元以下”，也认为不妥。于是，有人提出了“相对数”思路，在三审稿中得以体现。

之所以称“相对数”是比较恰当的模式，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地区差别较大，规定一个“绝对数”往往会出现三种完全不同的情况:一是标准过低对减少普通程序案件作用不大;二是标准合适能够达到预期的立法目的;三是标准过高小额诉讼范围太大。无论标准过低或者过高，都不利于恰当控制小额诉讼规模，较好地减轻法院负担，提高司法效率，减轻公民讼累，都与立法目的不符。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通货膨胀不断加剧，一个确定的数额难以与时俱进，要么很快滞后，要么频繁修法，都不利于法律的稳定、权威和尊严。同时，同样数额的争议额，对不同财富占有水平的人们而言，其意义和重要性是不同的，甚至有时完全不同，因而争议双方对司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要求也有不同，所以不适合实行全国统一的固定标准。

“绝对数”作为法律标准的情形，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比较普遍，比如刑法中规定了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许多行政管理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了罚款的具体数额(这是数量最大的一类)。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法律标准具体、明确，没有回旋余地，最大限度地压缩了自由裁量权。但它的具体和明确同时也意味着僵化和凝固，无法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形势，特别是通货膨胀之后，十年前的1万元与今天的1万元相比，其对主体的权利内涵和影响显著不同，无论是争议还是处罚，其法律后果的实际影响力大大减小，比如十年前罚款1万元，处罚对象可能感到“肉痛”，完全符合“责罚相当”原则，而在今天对处罚对象而言或许已变为“罚酒三杯”，难以做到“责罚相当”了。这就是法律标准“绝对数”的缺陷所在，也是一些违法行为屡禁不止，违法主体对法律处罚不以为然的重要原因。

从立法实践看，立法者已经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近年来的不少立法都越来越多地采取了“相对数”法律标准，比如国家赔偿法、食品安全法、消费者保护法、烈士褒扬条例以及见义勇为奖励保障方面的法规政策，都倾向于规定一个“相对不确定”的赔偿标准或奖励标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相对数”标准并非完全不确定的标准，也不意味着完全由执法者自由裁量，其实它在法理上属于准用性规范，是一种相对不确定的标准。比如上述的小额诉讼标的额，它在司法实践中虽然每年都会发生变化，但它在特定地区的具体标准，每年都是确定的，因为它参照的“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是由法定机关发布的，具有法定性。今后我国的相关立法中应多采用这一模式规定法律标准，从而真正让法律成为“活的法”，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