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罪刑法定与类推适用

吴旭萍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刑法必须具有明确性，人们能够依法律的明确规定行事，预测评价自己的行为。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得受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应受刑罚处罚应以行为时法为依据和标准，即无法无罪，无法无罚。类推制度是指没有明确规定的犯罪行为，但足以造成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援用同他有类似性质的事项的法律进行定罪量刑，是一种非常程序的法的创制，“诸断罪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是刑法保护机能与保障机能的矛盾。刑法的保护机能要求罪刑法定，使人们能够预见自己的行为的法律后果，以便平衡自己的行为，从而更好地保障公民的人身权与其他权利，而刑法的保障机能则要求类推，由于犯罪现象千差万别，千变万化，层出不穷，再加上成文法自身的局限性任一刑法典都不可能名罗一切可能发生的犯罪现象，“法有限，而情无穷”为维护统治阶级预期的社会秩序与社会关系，则需借助类推制度，最大限度地遏制犯罪，维护社会的稳定。在我国刑法中保护人民与打击敌人是有机统一的，这也体现了保障机能与保护功能的统一，“刑法并不是管理全社会所有的行为，而只受理那些由国家立法者之考虑所认为犯罪而应受处罚的行为，人们日常之事，只要未犯刑法所规定之罪，并不涉及刑法之任何问题。”可见刑法最大特点是运用刑罚的手段来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他是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的最后防线，只有在不得已情况下才动用刑罚，刑罚并不是万能的，因此将刑法作为调整一切社会关系的法律手段，由类推祢补法律规定之不足是不足取的。
1、从本质上看，类推制度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不允许类推制度的存在，任何一国的刑法只要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就不可能同时规定类推制度。凡规定类推制度，就不可能实行罪刑法定。我国类推制度虽有严格法律程序上的限制，但仍是一种法外制裁，缺乏明确性，同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定罪处罚以事先规定的法律为依据是矛盾的，“罪刑法定原则以保障公民个人自由和限制国家的刑罚权的行使为价值基础和基本目标，体现了民主的思想和法治的精神。”法律的目的不是限制和废除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是在他所受的约束的法律许可范围内，随其所欲地处置或安排他的人身，财富和他的全部财产的那种自由，在这个范围内他不受任一人任何意志的支配，而可以自由遵循自己的意志。”由于我国封建社会延续时间长，封建意识传统在社会成员中的影响还很深。这种意识思考问题的重心是国家利益，而对公民个人权利则重视不够，在国家与社会面前，个人总是显得微不足道，国家可以为了自身需要而让公民牺牲个人利益，只要是为了维护国家，社会利益的需要，公民个人利益即使受损害，也被作为正常的现象，同时由于人们对犯罪普遍存在憎恨心理，而对公民人权的保护则关心不够，对于由西方引进的罪刑法定主义的意义也理解不够，根据传统思维，只要一个人的行为确实存在严重社会危害性，就应受到严厉的惩罚，以保护社会利益，在这个前提下，国家的所做都被认为是正当的，可接受的，至于这种惩罚是否按法定的程序，是否在法律中有名文加以规定，是否确实与行为危害程度相适应似乎什么都不重要，对于司法机关擅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危害行为的现象在心理上尚能接受甚至名正言顺，认为是总比死抠法条而让事实上的犯罪分子逃脱法律的制裁追究为好，至于放任这种法外司法的现象能给社会带来的什么样的负作用则很少有人关心，思考过。因此，废除类推制度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个人权利，个人自由意识，全面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具有重要的意义。
2、类推制度不利于实行法治。加强社会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邓小平同志法制思想的精髓。从立法权和司法权关系看，类推制度违背了立法权和司法权分立的原则，而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分立是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是保证司法机关公正执法，依法定罪量刑的前提。在我国什么行为是犯罪并处以何种刑罚应由拥有立法权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决定，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确定，而类推制度则是完全背离国家立法机关，只通过司法机关的适用类推，将刑法尚未规定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处以刑罚，这实际上是侵犯立法机关的立法权，是允许司法机关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对行为定罪处刑，这无于给司法机关以立法权，将导致司法权的滥用。“罪刑法定原则对于防止司法擅断，保障人权，限制刑罚权的滥用具有重要意义，是实行法制的必然要求”刑法担负着保护人民，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保障民主，促进改革，服务四化的繁重任务，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实行了罪刑关系的明确化，规格化和法定化，维护了国家的刑法的统一、正确实行，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保障国家权力的合法合理行使，维护国家的廉政建设，充分发挥刑法治国安邦的作用，为司法机关提供了定罪量刑的标准与规格，强化司法人员依法定罪量刑的法治意识，树立严格执法，秉公办案的思想观念，职业道德与工作作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免受法外侵害，达到依法治国的目的。
3、类推制度违背保障人权的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以限制刑罚权，防止司法擅断和枉法裁判，保障公民的个人自由为其价值基础，而刑事类推制度的价值取向是扩大刑罚权，注重保护社会利益，忽视个人权利与自由，个人自由是在他所受的法律许可范围内随其所欲地处置安排他的人身，财产和行动的那种自由，是不受反复无常，事前不知道的和武断的意志的支配。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任何公民只要不施行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国家就无权用刑罚惩罚他，这样公民的权利就可得到可靠的保障，行为自由即可发挥到极限。而根据类推制度，公民不仅不能做法律禁止做的事，而且也不能做法律没有禁止做的事，这样就缩小了公民行使权利的范围。公民的人身权利必然受到影响。很显然，类推制度不利于人权的保护，易导致出入人罪。
因此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废除了类推制度的刑罚制度，保障刑法的稳定性与合理性，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一个行为准则，保障刑法的权威性，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实现法治，保障人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永春县法院：吴旭萍 林赐文




支出是否“必须”不是子女教育费支持与否的前提

□盐城 沈海龙

2007年11月，父母离异的张某向某区人民法院法院起诉，要求不随其生活的母亲瞿某承担为择校所缴纳的培养费中的一部分。法院经审理后在《民事判决书》认定：“培养费不属于必须支出的教育费用，……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董某的法定代理人不服，其理由是：教育费应否支持，不应苛求“必须”而应坚持更为宽泛的“必要”与“合理”的标准。

一、法律规定负担教育费的最高标准是“必要”而非“必须”。 一方面，“培养费不属于必须支出的教育费用”的认定表明：培养费不属必须支出，但属于教育费用。据此适用《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显然，法律对应负担的教育费是以“是否必要”为必要，必要与否，则是基于有关当事人依据日常事理、一般情理做出的判断。与行为实施人没有以自由意志选择的“必须”所指向的对象不同。另一方面，举个例子，法院判决一方每月给付子女生活费200元，是基于社会生活水平及给付方的经济能力等因素，而不存在该200元是该子女每月都肯定会消费掉的额度。如果该子女平均每月支出160元，那么，从法院判定的200元的必要标准，与实际支出的160元的必须标准的比较，我们也就明白：“必要”比“必须”所限定的范围要宽泛。

二、受抚养人依法得以“合理要求”提出超出必要的教育费标准及其所指向的项目的权利请求。

《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首先，在判决情形下，法院确定的必要的教育费标准，并不妨碍超出原定数额的合理请求的提出；为合理请求，法院依法应予支持。法院所支持的合理请求的部分，显然也被界定为必要的教育费用，只不过在最初判决的情境下，法院没有将有关合理请求纳入到是否“必要”的考察范围而已。其次，超出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当然包括合理要求的数额所针对的教育费项目的展拓及合理性论证。即“必要的教育费”包容了必要的教育费用与必要的教育费项目两者的统一，提出超过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当然包含了超过原定数额所指向的项目的合理要求。即教育费是否必要，是以支出事由是否合理作为判断依据的，其次才予考察支出数额是否合理。